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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建桦】构筑通向真理之桥

[日期:2014-07-1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斯敏   阅读:71[字体: ]

在中央编译局静静的院落里,韦建桦已耕耘了36个春秋。

  从普通翻译到局长,从离开领导岗位到投入更加繁忙的学术工作,他甘愿坚守于此,因为这里有他心中最神圣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

  从19世纪40年代起,革命导师把思想熔铸成文字,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提供了改天换地的理论武器。20世纪初以来,一代代中国学者投身经典著作翻译和编纂工程,用心血构筑起通向真理的桥梁。韦建桦感到欣幸,他自己也是架桥人中的一员。多年来,他不敢懈怠,因为这是一项“为圣人立言”的工作,责任重于泰山。

  离伟人越近,就越为其思想魅力所折服;读原典越深,信仰的基石就越是坚牢。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清苦的工作成了韦建桦平凡人生中的壮美风景,沉浸其中,他体悟着生命的真谛与价值。

韦建桦:构筑通向真理之桥

王斯敏摄

  1

  做着“文学梦”的青年被西语系录取。恩师冯至的话驱散了彷徨——学好德语,“你会看到一个瑰丽多彩、气象万千的新天地”

  金沙江边,晨光初露。一位青年手捧书本,高声诵读德文。面前是奔流的江水,远处是耸峙的群山。

  这是1978年的四川攀枝花。自从“文革”中离开母校,北大毕业生韦建桦已在此度过七年时光。从砖瓦厂工人到政工干部,在艰苦的生活中,他的最大乐趣便是读书。

  此时,喜悦正在他心中涌动:研究生招考恢复了,他终于有可能通过努力重回校园,实现学术梦。

  投考哪位导师门下?一个亲切的面孔在他脑际浮现——著名学者冯至。十四年前,正是这位恩师把他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1964年,韦建桦告别故园,北上求学。他本想进北大中文系学习,却被西语系德文专业录取。学德文非己所愿,这使他一度彷徨,直至遇到系主任冯至教授。

  “德语是走进德意志民族灿烂文化的门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母语。掌握它,你会看到一个瑰丽多彩、气象万千的新天地。”

  一扇大门在韦建桦面前打开,两位伟人的名字在耳畔回响。他开始刻苦学习德国语言和文学,同时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然而,只过了两年,“文革”的浩劫降临了。

  学业被迫中断,师长遭到批斗,身在扬州的父亲被关进牛棚……韦建桦陷入苦闷之中。

  他渴望找到解决困惑的答案。他明白,唯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能使心灵获得光明和温暖。于是,在甚嚣尘上的混乱中,他静下心来,攻读原著。他要依靠理论的力量,让自己清醒地站立起来。

  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甘肃,一年后又调至攀枝花。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对抗命运的武器仍是书籍。

  在文化荒漠上,他千方百计搜求马恩著作德文版和中文译本,废寝忘食地阅读、摘录、撰写笔记。

  反复阅读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文献,分类抄录《辞海》词条,逐页背诵《德华大词典》……没有老师指点,他只能刻苦自学。在金沙江畔的吊脚楼里,他试译过《论语》《老子》、鲁迅小说和歌德、海涅等人的诗文,以求增强翻译能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论述,令他一次次受到震撼。他坚信:荒唐岁月不会长久,中国社会必将回归正道。

  终于,云开雾散,他迎来了重返学术领域的契机。

  2

  编译局的传统使他感动。留学德国,他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良机,为从事编译工作“广搜博采、积铢累寸”

  不久后,韦建桦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考试,准备师从冯至教授攻读德国语言文学。

  当月,中央编译局开始招收翻译和研究人员。经北大西语系严宝瑜教授推荐,局领导专门委托副局长顾锦屏,千里迢迢来到攀枝花,对韦建桦进行考核。

  很快,韦建桦同时收到了社科院的录取通知书和中央编译局的商调函。

  他必须尽快作出抉择。师从冯至教授攻读德国语言文学,是他在北大期间就怀抱的梦想;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则是他多年来视为神圣的工作。经过反复考虑,他最终选择了编译局。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经典著作中译本的诞生过程,也感受到了高洁的奉献精神。

  在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著作、手稿、笔记和批注中,约有65%是德文写成的,30%用英文起草,还有5%是用法文、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文字撰写的。编译家们需要根据权威的外文版本,翻译和校订这些重要文献,同时还要对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进行钩深致远、探赜索隐的研究和考证,以便为中国读者提供内容丰富、译文精当、编排严谨、资料翔实的基础文本。一部译作的最终定稿,需要经过几十道严格工序。

  中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心理、语言等方面的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经典作家著作涵盖的领域极为广泛,这就要求编译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修养和语言造诣。

  一接触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工作,韦建桦就深感自己“腹笥甚俭,学力不逮”。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朱光潜曾勉励他“利用分分秒秒时间”刻苦学习,争取做到“日异其能,岁增其智”。编译局的领导和专家言传身教,更促使他下定了攻坚克难的决心。

  他没有辜负师长的期望。几乎每个晚上,他都在办公室读书;有时读到深夜,就索性与书为伴,直到翌日清晨上班。每到周末,他一大早就带着干粮到编译局看书,离开时已是满天星斗。

  1981年,编译局派他去德国进修。经过考试,德国导师为他制订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并将莱辛作品与思想研究确定为论文题目。

  年轻的心兴奋不已。然而,最初的激动过后,他犹豫了。

  留学时间只有两年。如果读博,他只能研究德国文学史的一个专题。但,他的使命是经典著作翻译,他必须紧扣这个目标,在有限的时间里关注各个相关学科领域,尽一切可能积累广博的知识。

  思量再三,他作出了一个让导师和同学们感到意外的决定:放弃读博,自主选择课程。

  于是,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和艺术史课堂里,多了一个中国青年的身影。他把在这里汲取的每一点知识,都同对经典著作的理解结合起来,同提高自己的编译和研究能力联系起来。在明确的目标下,他广泛搜集资料,分类撰写札记,请教著名学者,进行实地调查,逐步解决自己在经典文本编译中遇到的难题。紧张的学习、有序的积累,使他体会到“日日新,又日新”的快乐,同时也增强了做好编译工作的自信。一想到在德国学习的每一天都与今后的工作相关,他的内心就十分充实。

  多年后,有人问韦建桦:“当年放弃读博,现在是否后悔?”

  3

  劳苦艰辛永不言累,因为“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

  1984年,韦建桦回国,被任命为编译局马恩著作编译室副主任。两年后,经中央批准,《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70卷本)编译工作全面启动。他立即投入这项工程,参加了第1卷的译校工作。

  他虚心向共同承担任务的老同志学习。同时,结合第二版工作特点,他主张在译文校订中继承和发扬中国朴学传统,注重从“义理”“考据”和“辞章”三个层面的联系中,厘清原译存在的问题,依凭确凿不移的证据,提出重新修订的方案,做到每一处表述、每一个改动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信而有征。

  第1卷出版后,他又参与了其他卷次的工作。在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里,至今仍陈列着他当年的校订稿。看到他仔细书写的一条条、一页页、一篇篇考证文字,观者便能理解恩格斯的名言:经典著作翻译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

  年华在艰辛的工作中悄然流去。2004年,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适应理论武装工作的需要,中央成立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任命韦建桦为首席专家,主编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

  此时的韦建桦,已经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8年之久。无论行政事务多么繁忙,他从未离开过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这是他“守志报国的阵地”,是他“立命安身的家园”。

  他和课题组、编委会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认真进行篇目遴选、文献汇辑、译文修订和资料编纂,协力攻克了数不清的难关。在艰巨复杂的工作中,老专家发挥了中坚作用,中青年挑起了编译重担。大家齐心协力,相互砥砺,度过了六个难忘的春秋。

  两部《文集》于2009年正式出版,总计约920万字。中央领导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版座谈会,指出两部《文集》是理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教材。

  座谈会结束后,韦建桦与编委会同志一起走出会场。就在大家兴奋交谈时,他突然感到双目疼痛难忍。长期熬更守夜、负重前行,早已影响了他的健康,造成眼压升高、视力减退。然而,多年来,作为编译局局长,他必须抓好全局工作;作为《文集》主编,他必须尽心尽责;作为政协常委和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必须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他无暇关注身体发出的种种警告。

  在同仁医院,他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不久,他就参与理论工程重点教材的审议,并与同志们一起磋商经典作家画传的编纂工作。他没有卧床休息。他必须努力工作。

  4

  力量源自信仰。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针,而且是“人生航程的灯塔”

  2010年,韦建桦退下了领导岗位,走向学术生涯的新起点。他十分喜悦地迎来了多彩而又充实的新生活。

  四年来,一项项重要工作排满日程。

  他主持编译了新版《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这是理论工程的新成果,是在新形势下为适应理论研究和普及提供的基础读本。在介绍新版《选集》的文章中,他抒发心声:“在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坚持不懈地推进经典文献编译事业。”

  他提出并拟定了编译《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单行本、选编本系列)的整体方案。这项工程启动后,他以新颖的思路率先编辑了《共产党宣言》新版单行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汇辑了对学习和研究《宣言》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和史料,撰写了内容翔实的《编者引言》。

  他主持编纂了《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和《列宁画传》。这三部传记力求实现思想性、理论性、学术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帮助读者走近三位伟人的生活和心灵。读者的热烈反响、各界的广泛赞誉使韦建桦感到欣慰,他实现了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贡献力量的夙愿。

  他和年轻同志共同承担着编译新版《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的重任,并从他们身上获得启示和动力。他积极参加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和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仔细审读和修订各种报告和书稿。他思考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撰写论文,发表见解,与同行切磋。

  他深深热爱编译局的传统和氛围,热爱这里的藏书和环境,更热爱周围那些默默坚守、默默担当、默默奉献的同事。他们用实践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一中华古训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的这两句诗就是编译局人风骨和气节的最佳写照。

  在他看来,能在这群人中间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所钟情的工作,为构筑通向真理之桥而奋斗,这就是他的幸福人生。

  韦建桦深受父亲的影响。他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父亲韦人先生诚实做人、严谨治学的一生:

  风雨兼程,韦编三绝;

  悲欣交集,人格一如。

  这也是韦建桦自己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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