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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锦芳受邀主讲北大朗润对话第三场

[日期:2014-05-30]   来源:经典与当代  作者:经典与当代   阅读:228[字体: ]

2014年5月17日晚7点,CCERCLUB“朗润对话”系列讲座第三场在北京大学二教107成功举行。讲座主题为“通往《资本论》之路:重新思考马克思学说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由哲学系教授聂锦芳担任主讲。聂锦芳老师的研究领域在于马克思文献学和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因此,他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为现场同学带来了哲学层面的《资本论》反思。

首先,聂老师提出了认识社会的三条标准:真实性、总体性和本质性;我们必须在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真实描述的基础之上,结合总体性结构把握社会现象并深入分析其本质,从而为社会实践提供指导性力量。伴随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资本逐渐成为塑造世界的最重要力量。马克思的思想贡献和伟大之处不在于对经济现象的一般性描述,而是对经济现象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一定的张力: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哲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退出普通民众的生活,由此,则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性如何体现?事实上,聂老师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简单对现象的描绘、对常识的判断,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需要得到当代性重释,其本质特征决定其理论生命力正在于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围绕如下四个方面展开:其一,走向古典经济学之前马克思的思想状况;其二,古典经济学在何种意义上启发马克思走向经济学研究之路;其三,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其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早期思想背景及其发展

马克思早期思想带有浓烈的德国古典哲学色彩,提倡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深入讨论自由和自我意识等问题。此时的马克思是一位观念论者,强调人作为认识论主体的重要地位,在价值论层面肯定唯心主义的真理性。然而,莱茵报时期,伴随着对社会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马克思逐渐发现了自由理性的矛盾性所在——对自由的渴望和现实中自由的极度缺乏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催生了马克思关乎现实的苦恼疑问。
国家是自由理性的集成和代表,则在国家层面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国家以立法为核心,由此马克思开启了法哲学研究;然而,马克思进一步发现,国家和法背后的支配力量是市民社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普通人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马克思由此展开了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

二、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议题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路径

古典经济学为马克思提供了进入社会的基本议题。古典经济学注重讨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形式,却忽略了其内在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于资本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三者的统一性,服务于社会的总体结构。资本的无限创生能力深刻影响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更进一步,马克思关注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的生存状况,揭示了劳动中人与劳动产品、与劳动、与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异化关系,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从国民经济学的议题和现象出发,国民经济学无法完成对议题和现象的合理解释;异化背后的根源是私有财产的占有制度。
另者,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在李嘉图生产、分配、消费的论证上补充了交换环节,进一步论证了经济生活中人的关系的异化。货币作为一种异己的交换中介,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关系。信贷业的兴起进一步激发了资本的创生力量,加深了人和人关系的异化。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由此上升到价值关怀层面,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央企使之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将人的活动和过程还给人。

三、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哲学反思层面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变革。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走向对社会现象的思考的根本思想力量在于其哲学思维的变革,改变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天国降临人间的思维方式,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转向现实生活。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的两重性,强调了资本之于文明塑造的重要意义。1856年资本主义世界全球性危机促使马克思将经济学问题的思考重点由交换领域回归到资本生产领域,在《1857—1858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深入分析了商品背后的生产关系,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些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社会现象的完整逻辑,而且提出了社会认识理论的四种方法:普照光、从后思索、抽象具体和人体解剖。马克思基于时代的同构性形成了完整的现代社会认识结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理论和实践具有深刻的并列关系,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资本论》的讨论范畴的最终主旨并非社会经济的繁荣,而是处理现实人的处境及其发展的问题。因此,《资本论》的所有范畴必须从人的角度考虑。对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双重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性力量所在。

四、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的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力量之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将对资本的批判推向顶峰,而资本的弊端在当今社会并未得到完全消解。聂老师认为,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忽略了两点:其一,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历史性前提是资本塑造文明的过程,因此马克思未能很好解释东方和古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其二,在自由和人道的观念极其缺乏的威权结构社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实践取消了马克思的价值前提,因此,苏联的解体和改革开放不是马克思的失败,而是由于这种实践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递进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弊端并未改变,应正确估量资本的价值和作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并非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解决世界资本的出路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运动的必然,因而无法通过金融体系内部修正或者国家宏观调控得以彻底解决,而是需要通过历史的回归,返回马克思的智慧重新思考资本的创生力量。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嫁接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样在当代中国涌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在吸纳资本塑造文明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避免资本的弊端;另一方面,基于特殊的中国国情,我们同时寄希望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再造,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步,提供更为深刻的答案。

(柳舟/文)

 

感谢北京大学通讯员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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