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克俭: MEGA2“附属资料”卷的价值和意义

[日期:2014-04-04]   来源:经典与当代  作者:鲁克俭   阅读:220[字体: ]
MEGA2“附属资料”卷的价值和意义

 

鲁克俭(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MEGA2MEGA1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将文本的“产生与流传”、“异文表”、“勘误表”、“注释”等作为《附属资料》卷单列出版,因此其包含的信息量是旧MEGA远不能及的。本文将通过实例,考察MEGA2《附属资料》卷的学术价值 及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辑和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义。

一、MEGA2及其“附属资料”卷是新时期

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基础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1956年出版以后,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摆脱了革命年代单纯的宣传功能,学术研究的功能日益凸显。19561966年的10年,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稳步推进。一方面,国外(尤其是苏联东德)的马克思研究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过来,如凯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义《“反杜林论”介绍》1959年出版, 科尔纽三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传》的第一、二卷本中译本分别于19631965年出版,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译本1964年出版,胡克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中译本1965年出版;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独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版,如彭展著《怎样阅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56年出版,宿士平著《介绍“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1956年出版, 张江明著《介绍恩格斯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59年出版,乐燕平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解说》1960年出版,范兆义著《反杜林论第十二十三节浅释》1958年出版等。1978年之后,经过30多年的积累,中国学者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著以井喷式规模出版。可以说,1999年之前的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尤其是经典著作研究)尽管没有文本研究之名,却有文本研究之实。

    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以1999年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出版为标志,其突出特点是以MEGA2及其《附属资料》卷为基础。近1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能够打破199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相对沉寂的局面,异军突起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显学,很大程度上是受MEGA2的刺激和推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许多同情者乃至直接从事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者中,对MEGA2《附属资料》卷相对于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基础作用的认识还比较空洞和模糊,真正利用MEGA2《附属资料》进行文本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这里,我们试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表明MEGA2《附属资料》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基础作用,从而促使更多中国学者认直接利用MEGA2《附属资料》进行自己的文本研究。

1.《博士论文》与《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关系

    通常把马克思的《关于伊壁鸠鲁的哲学笔记》看作是《博士论文》的直接准备。实际上,根据MEGA2//1《马克思博士论文》“产生与流传”以及 MEGA2//2《关于伊壁鸠鲁的哲学笔记》和《柏林笔记》“产生与流传”的考证结论,《关于伊壁鸠鲁的哲学笔记》(写于1839年底至1840年初)并非明确为写作《博士论文》(写于1840年下半年至18413月底)而准备的。马克思直接为写作《博士论文》而准备的笔记并没有流传下来。此外,写于1840年上半年至18414月的《柏林笔记》中,除了写于184134月的关于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及其通信的摘录笔记以及卡尔?罗生克兰茨著《康德哲学的历史》的摘录笔记外,其他摘录笔记(如对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莱布尼茨的一系列著述、休谟的《人性论》的摘录笔记)都被直接运用于《博士论文》。因此,对马克思《博士论文》开展文本研究,除了重视《关于伊壁鸠鲁的哲学笔记》 ,还应重视《柏林笔记》,它可以为我们考察《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及莱布尼茨的关系提供重要的文本依据。

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时间及其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写作顺序

    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日期,国外一直存在着争论。西方马克思学者兰胡特和迈尔于20世纪30年代,古尔维奇、舒尔茨分别于50年代都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14月—18424月,依据是马克思在1842年的几封信里曾三次提到他在写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文章。

    在前苏联,1927年出版的MEGA1第一卷根据梁赞诺夫的考证,明确注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3月至8月,理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采用了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32月出版)中提出的“颠倒方法”,而马克思最早读到《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是18433月。很奇怪的是,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一卷在没有作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径直标注这部手稿写于1843年夏天 。在200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出版之前,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所知道的权威文献学信息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年夏天。因此,孙伯鍨 以及其他中国学者的相关著作,都把《克罗茨纳赫笔记》看作是马克思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而做的准备 ,并据此对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发展进行考察。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尔纽在其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传》中一方面遵照梁赞诺夫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3月至8月的考证结论 ,另一方面又强调马克思为了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而写了《克罗兹纳赫笔记》

    1960年,拉宾在《关于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时间问题》 一文中,认为这部手稿是马克思在退出《莱茵报》以后,而且基本是在1843年夏天写成的 ,最后一节应该写于1843年夏末秋初。1976年,拉宾在《青年马克思》 一书第二版 进一步指出,对手稿的照像复制品进行研究的结果证明,手稿的后面所有各张都写得更晚。因此,他认为全部手稿都写于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以后,但这并不排除马克思在写作1843年手稿时利用了1842年那篇文章的可能性。1979年拉宾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79年出版的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院集体编写的《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的第二章《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是由拉宾执笔的。在这里,拉宾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未完成的手稿是写于1842年,有一部分是写于1843年。  

    1962年,奥伊则尔曼在他的专题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第一版 中认为,马克思开始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时间,只能在他退出《莱茵报》以后,亦即不早于18433月。但他在1974年问世的同一著作修订第二版中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马克思这部手稿一部分写于1842年,一部分写于1843

    麦克莱伦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一书中,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35

    1982年出版的MEGA2//2中,陶伯特基本肯定了梁赞诺夫的考证结论,标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日期是18433月中—9月底 。陶伯特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证据即手稿用纸张是荷兰产品(有水印)来支持这一结论,而且马克思当时去过荷兰

笔者认为,通过梁赞诺夫、拉宾、陶伯特等国际著名马克思学文献学家半个多世纪的考证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最早写于18433月的结论,可以作为可靠的文献学事实予以确认。但手稿写作的结束日期仍然存在争议。

    尽管拉宾在《青年马克思》中承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之后写作的,但他特别强调的是手稿基本写于1843年夏天 ,而且最后一节应该写于1843年夏末秋初。尽管陶伯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产生与流传” 中没有提到拉宾,但她显然是以拉宾为论战对象的。陶伯特一方面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最晚写于18439月,即马克10月初出发到巴黎之前,但又明确提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完成于《克罗茨纳赫笔记》之前。由于马克思亲自为《克罗茨纳赫笔记》标记的写作时间是184578月,因此可以由此推断,陶伯特实际上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时间是184537月。

    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拉宾在《青年马克思》中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献学考证。拉宾最早注意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02节至303节的评论之间有一个中断 ,拉宾认为马克思正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的这一中断期完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拉宾的重要证据 是,马克思在摘录兰克编辑的《历史政治杂志》所写的评论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得到重述 。显然,这是一个颇为新颖的文献学考证结论。

    但是,陶伯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产生与流传”中明确否认了拉宾的这一说法:“手稿没有可资证明的直接的摘引和成段的抄录这一事实就可以看作是证据,证明马克思是在撰写这部手稿以后才写克罗茨纳赫笔记的。”陶伯特还以很多文本和文献学证据表明,《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有不少摘录内容在随后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到利用。而陶伯特对拉宾所强调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中断的解释是,马克思56月份有多次外出旅行,特别是619日结婚后有一次蜜月旅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产生与流传”中,陶伯特再次明确指出:“在写作未完全保留下来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开始认真从事历史的研究”

    笔者依据MEGA2,再补充一些文献学证据以支持陶伯特的考证结论。首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到的“民主制”会使人联想到卢梭 ,而且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确实摘录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并没有提到卢梭的名字,反而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利用了他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一段摘录笔记的内容 。其次,《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量利用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摘录笔记,如汉密尔顿 、兰克 的引文。

    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开始把拉宾1976年的考证结论 当作最新文献学研究成果 ,并以此为根据来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进行文本解读。这再次表明,跟踪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文献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是多么重要。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穆勒摘要》的写作顺序

关于《穆勒摘要》与《44年手稿》的写作顺序,是一个引起长期激烈争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2卷(出版于1974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的母版)关于《穆勒摘要》的题注这样写道:“在这个文献中,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占了相当大部分,这些议论按其内容来说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衔接,而且先于这个手稿。”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2卷像MEGA1//3那样试图给读者一个印象,即《44年手稿》是马克思一气呵成的著作手稿,因而读者(特别是不了解拉宾考证结论的读者)自然会认为《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全部三个笔记本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2卷对排在第一篇的马克思对恩格斯《大纲》的摘要和排在第二篇的《穆勒摘要》写作时间的说明都是1844年上半年,而对《44年手稿》写作时间则注明是184448月。因而如果读者知道并相信拉宾的考证结论,那么从上述题注中也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即《穆勒摘要》(以及对恩格斯《大纲》的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Ⅱ、Ⅲ之前,而非全部三个笔记本之前。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42卷关于《穆勒摘要》的题注并不说明苏联学者在关于《44年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方面退回到拉宾的考证结论之前,而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属“理论学习版”这一编辑原则来解释。因为既然是“理论学习版”,就没有必要给读者介绍过多的文献学信息,也没有必要因为给读者造成《44年手稿》是分阶段写成的印象而影响读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但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常是被当作“理论学习版”,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则被研究者当作进行学术研究的大部头“理论研究版” ,因此就出现了对这一题注的集体误读。而在苏联的马克思研究专家那里,拉宾的考证结论应该已经成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背景知识。

1981MEGA2//2是由苏联学者编辑的(负责人是鲁缅采娃)。总体来看,MEGA2//2的编者继承了拉宾的考证结论。日本学者涩谷正有一个重要“发现”:MEGA2//2不但与MEGA2//2“相互矛盾”,而且MEGA2//2也“自相矛盾” 。所谓“相互矛盾”,是因为MEGA2//2判定马克思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以下简称《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后,而MEGA2//2判定它们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所谓“自相矛盾”,是因为:MEGA2//2一方面认为B23“写于1844年夏或《44年手稿》结束之后不久” ,而且注明B23的写作日期是“1844年夏/秋” ;另一方面又先是判定《李嘉图摘要》写于B21之前,B21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 ,从而《李嘉图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然后又明确指出《穆勒摘要》的写作“紧接在对麦克库洛赫和德斯杜特??特拉西著作的摘录之后” ,从而实际上承认《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在我看来,MEGA2//2之所以有“或写于1844年秋的说法”,大概是与MEGA2//2妥协的结果

陶伯特判定《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Ⅱ、Ⅲ之后,并在MEGA2//2资料卷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产生与流传”中有五点论证  

1)如果说马克思在写第二笔记本以前已经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做了摘录,但是在保留下来的几页上却看不到同这些摘录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还剩下一个假设,就是对这些摘录的具体的利用主要是在没有保留下来的各页上。但是,与此相矛盾的是,对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和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在完整地保存下来的第三个笔记本中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利用。

2)第三个笔记本的第Ⅶ部分一开始是关于地租和关于蒲鲁东的两段简短的附录,但是主要内容是一篇关于分工的完整论述,而且把分工看作是在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或者说,看作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形式。马克思在研究和摘录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对分工和交换所作的论述,是第三个笔记本中开始的探讨的继续,而这些探讨总的说来对于进一步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3)第三个笔记本的第Ⅸ部分由两篇不同的概述组成。马克思首先记下了关于人的感觉是本体论的本质肯定的评论,人的感觉只是因为它们的对象是感性的,所以才能肯定自己。接着是一个关于货币的片段,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比较完整的文章。从而马克思就结束了第三个笔记本的写作。还有现成的二十三页仍然是空白。马克思在摘录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写的关于货币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在第三个笔记本中中断了的关于这个题目的阐述的继续。

4)只是在写完《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才开始摘录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李嘉图和穆勒著作摘录和以前的读书笔记相比首先有这样的特点,就是马克思立即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言论作了更多得多的评论。他评价、解释并批判了这些言论,而且把这些言论纳入他自己的长篇阐述。

5)总之,有李嘉图和穆勒著作摘录的笔记本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补充,同时也是它的进一步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内容分析和运用这些观点的成熟程度上,表现在摘录常常被关于在第一、二、三个笔记本中只是部分地谈到或者根本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的相对完整的独立的长篇论述所打断。这个笔记本从明确的态度来看,可能更接近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个笔记本。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来给这个笔记本编页码,这可以算作是证实这种假设的形式上的证据。因此,可以把这个笔记本称作第三个笔记本的研究的直接继续,这种继续由于大力利用李嘉图和穆勒的观点而达到了更高的质。

在陶伯特的以上5点说明中,第1点是文献学方面的证明,其他4点是从思想内容上进行论证的。文献学证明的要害是马克思“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利用”《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通过分析可以知道,马克思在《44年手稿》中对作家的引文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从某作家的著作中引用,如在笔记本Ⅰ中对比雷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的引用;二是从其他作家的著作中转引,如笔记本Ⅰ中对李嘉图话 的引用就是转引自比雷的著作;三是马克思先作了某一作家的摘录笔记,后来根据摘录笔记(而不是著作本身)来引文,如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萨伊、斯密的引文来自对萨伊、斯密的摘录笔记(即B19B20),笔记本Ⅲ对特拉西的引文来自对特拉西著作《意识形态原理》的摘录笔记(B21,即第五本札记) 。拉宾作出《44年手稿》分两个阶段写成的结论,文献学上的依据主要是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Ⅰ中没有从B23B21(即MEGA1//3所谓的第四、第五本札记)引文,而却在笔记本Ⅱ、Ⅲ中“广泛运用了第四本和第五本札记中的摘要”。问题是如何判断马克思的引文是来自被引者的著作本身或是马克思对该著作已作的摘录笔记呢?现在看来,拉宾在这个问题的考证做得并不够细致。比如,拉宾显然是认为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对穆勒话的引用来自B23(即“第四本札记”),但陶伯特却指出该处引文不是来自《穆勒摘要》。马克思在引用穆勒的话之前,还引了斯密、萨伊、斯卡尔贝克的话 。陶伯特指出,对斯密、萨伊、斯卡尔贝克话的引用都可以在相应的摘录笔记(即B20B19)中找到 ,但对穆勒话的引用“显然不是来自《穆勒摘要》”,而是直接引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1112页。

具体来说,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引用的穆勒原话是:“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实际上,人能做的不过是引起运动;他能移动物品,使它们相互离开或相互接近;其余的事情则由物质的特性来完成。人们在使用劳力和机器时常常发现,把彼此妨碍的操作分开并把一切能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的操作结合起来,通过这样巧妙的分配,就可以加强效果。鉴于人们一般地不能以习惯使他们练就的从事少数几项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的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进行大规模操作,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少数在有利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的制造业,有时不仅向一个国家,而且向几个国家,按照那里要求的数量,供应它们所生产的产品。” 我们对照一下马克思在《穆勒摘要》中相应内容的摘录:“鉴于人们一般地不能以习惯使他们练就的从事少数几项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的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 显然,马克思在写作《44年手稿》笔记本Ⅲ时如果手边没有穆勒的原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他是无法摘引这段并不算短的文字的。

陶伯特的考证方法实际上是对拉宾考证方法的更彻底的应用。我们知道,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Ⅰ中就已经引用了李嘉图著作中的话(只有一次),但拉宾却指出马克思这“仅有的一段引自李嘉图著作的引文也不是直接引自原著”,而是转引自比雷的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82页。实际上,马克思自己作了注明:“([比雷,]同上,第82页)” 。因此,笔记本Ⅰ引用李嘉图的话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作了《李嘉图摘要》,类似的例子还有笔记本Ⅰ中对比雷的引用。总之,不管是从作家著作中直接引用,或是通过其他作家的著作转引,只要不能可靠地证明引文来自马克思所作的摘录笔记,都不能贸然从马克思对某一作家的引用推断说该摘录笔记(如对比雷著作的摘录即B25或《穆勒摘要》即B23c)写于某一手稿(如《44年手稿》笔记本Ⅰ或笔记本Ⅲ)之前。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罗扬和MEGA2//2编者在内的文献学家都承认马克思在写作《44年手稿》时曾经从某些作家的著作中直接引文。比雷的例子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此外MEGA2//2编者也明确承认《44年手稿》笔记本Ⅲ对穆勒的引用“显然是来自穆勒的著作本身” 。罗扬在自己的论文中甚至提出一个观点:《44年手稿》笔记本Ⅰ对斯密话的引用绝大部分是来自他对斯密著作的摘录笔记即B20,但在笔记本Ⅰ第ⅩⅥ上也有三段引文 并不是来自对斯密著作的摘录笔记,而是马克思从斯密著作中直接引用的 。甚至他也不否认笔记本Ⅲ对穆勒的引用是来自穆勒著作本身,只是他提出了其他证据(见下文)以证明马克思在写作《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前已经作了《穆勒摘要》,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写笔记本Ⅲ时,《穆勒摘要》和穆勒的著作都在手边可资利用,笔记本Ⅲ所利用的是马克思在《穆勒摘要》中的“评论”而非摘录穆勒的话。

 罗扬提出的证据有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8次提到斯密,7次提到李嘉图,6次提到穆勒,6次提到萨伊,还提到其他经济学家一两次,这说明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穆勒和萨伊的著作已经很了解,因而不可能是从其他作家(如麦克库洛赫/普雷沃)那里获得关于他们的知识,这就是说马克思手边有这四位经济学家的著作。第二,虽然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没有一次对李嘉图逐字的摘引,对穆勒逐字的摘引只有一次,但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多处对穆勒明确或隐含的参照提示,都可以在《穆勒摘要》中找到。罗扬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对李嘉图和穆勒“犬儒主义”的评论 ,可在《李嘉图摘要》 和《穆勒摘要》 中找到。第三,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对穆勒唯一一次逐字的摘引尽管是直接摘引自穆勒著作本身,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马克思既曾从对斯密著作的摘录笔记中摘引,也曾直接从斯密著作本身摘引(见上文),因此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在写《44年手稿》笔记本Ⅲ时手边既有《穆勒摘要》,也有穆勒的著作。

罗扬的考证工作做得非常细,考证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有些考证还非常有说服力。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罗扬的考证过程。特别是罗扬以“犬儒主义”为例证明马克思在《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多处对穆勒明确或隐含的参照提示都可以在《穆勒摘要》中找到,从而《穆勒摘要》写于笔记本Ⅲ之前的考证说明,提出了一些陶伯特没有考虑到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作出回答。但罗扬的考证主要限于文献学方面,相对于陶伯特结合文献学考证和思想考察所作的论证,说服力还是相对差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罗扬发表他的论文时(1983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还没有参与MEGA2的编辑工作,因此罗扬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MEGA2国际化之后,罗扬担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秘书长(19902000年),并成为MEGA2编委会成员。罗扬还协助了MEGA2//3的编辑工作。任何MEGA2卷次在出版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专家审订和深入讨论,因此MEGA2各卷次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各卷次编者的个人观点,而是代表MEGA2编委会的意见。1998年出版的 MEGA2//3编者明确提出该卷对B22B26归属《巴黎笔记》的考证是基于“马克思对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第12卷)和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的摘录紧接着《44年手稿》” 这一前提,而且编者还提到了MEGA2//2和罗扬对此有不同意见。巴加图利亚与陶伯特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诸多文献学考证方面有激烈争论,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意见高度一致,就很能说明问题。另一位文献学专家伊科尔在1989年的论文中也承认,《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写于《44年手稿》笔记本Ⅰ“之后”或《44年手稿》笔记本Ⅲ“之后”都有可能 。既然罗扬协助了MEGA2//3的编辑工作,那么这就表明,要么罗扬已放弃了自己15年前的观点,要么他服从MEGA2编委会的集体决定。其实,即使罗扬关于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多处对穆勒明确或隐含的参照提示都可以在《穆勒摘要》中找到的说法能够成立,为什么就不能由此得出《穆勒摘要》写于笔记本Ⅲ的相反结论呢?如果《44年手稿》和《穆勒摘要》都只是马克思为写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那么在《穆勒摘要》中重现《44年手稿》笔记本Ⅲ中已经表述过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总之,对中国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者来说,我们只能姑且采信MEGA2编委会最终支持的考证结论即“陶伯特说” 。当然,有兴趣的中国学者也可以在陶伯特、鲁缅采娃和罗扬考证工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文献学研究。即使是采信“罗扬说”的《44年手稿》和《穆勒摘要》的文本研究者,也应该首先向读者交代自己的文献学依据。特别是近年来,《穆勒摘要》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再对《穆勒摘要》与《44年手稿》写作顺序的文献学问题视而不见,就会直接影响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及其学术水准。

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时间

众所周知,1888年恩格斯首次将《提纲》作为《费尔巴哈论》单行本的附录公开发表,并注明《提纲》“1845年春写于布鲁塞尔”。长期以来,这一日期没有受到质疑。1964年,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长篇论文中通过对马克思《记事本》的考证,首次从文献学上突出了《提纲》的写作语境,并将《提纲》的写作日期具体判定为18454月。巴加图利亚的主要依据是 :除个别例外,《记事本》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记载的,因而《提纲》的写作时间就是由《提纲》在《记事本》中的位置决定的。《提纲》被记在《记事本》的第5155页,而在此之前的第42页记有恩格斯亲手写的英国书目。巴加图利亚推测说这可能是恩格斯刚到布鲁塞尔之后即184545日之后编制的。《提纲》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带有布鲁塞尔书号的长书目,共16页,其中1页空白。显然,这一书目完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赴英国旅行之前,即712日之前。于是,可以肯定地说《提纲》写于184545日和712日之间。《提纲》与恩格斯亲手写的英国书目之间虽然相隔9页,但其中有5页是空白的,因此《提纲》的写作应该是紧接着恩格斯写英国书目的日期。巴加图利亚明确指出,《提纲》写于6月和7月的可能性显然应该排除,因为恩格斯自己注明的日期是1845年春(即35月),而写于5月份的可能性则较小,最可能写于4月份,即紧接着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的日期。

    巴加图利亚还考证了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原因,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提纲》写作语境的认识。巴加图利亚指出,属于这一时期并与费尔巴哈有关的事情有四件:一是1845年初克利盖在费尔巴哈处,178日从纽伦堡经莱比锡赴布鲁塞尔,到达布鲁塞尔的时间在220日左右。马克思与克利盖会面后得知费尔巴哈“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二是1845222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马克思收到恩格斯的信在310日之前),说他收到费尔巴哈关于答应撰稿(马克思18448月曾试图吸收费尔巴哈参加反对鲍威尔的斗争)的来信;三是恩格斯45日之后到达布鲁塞尔;四是18456月底《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文章“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巴加图利亚认为只有第三件事才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原因:当1845年春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向他叙述了大体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而《提纲》就是包含着马克思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同全面地制订这个新世界观,这一意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实现。

陶伯特在编辑MEGA2//5(刊登《德意志意识形态》)过程中,在巴加图利亚考证的基础上缩小了马克思写作《提纲》的时间范围,并修正了巴加图利亚对《提纲》具体写作时间的推测 陶伯特采信了米?克尼里姆的考证 ,指出恩格斯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45日到达布鲁塞尔的,而是4月中旬到达布鲁塞尔,因为恩格斯4月中旬前往比利时,打算在那里定居,17日恩格斯申请在布鲁塞尔居住;马克思和恩格斯动身前往英国的时间也并非如巴加图利亚所说的那样是712日,而是78 。这样,陶伯特就把马克思写作《提纲》的时间范围缩小到18454月中旬至78日之间。至于《提纲》的具体写作日期,巴加图利亚倾向于4月即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之后不久,而陶伯特倾向于7月初即马克思读过《维干德季刊》第2卷(出版于625日至28日)之后。

与巴加图利亚一样,陶伯特对《提纲》具体写作日期的判定是基于对《提纲》写作直接原因的考证。陶伯特首先更正了巴加图利亚的一个考证错误,即把《记事本》第51页紧挨着《提纲》第一条的四行笔记说成是马克思为写作《神圣家族》而准备的,而明确指出这四行笔记“是在《神圣家族》发表之后写的”,马克思写这些笔记的目的不在于撰写《神圣家族》,而与当时这部著作发表后的反响有关。具体来说,18453月到6月围绕《神圣家族》中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把马克思“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量齐观,这促使马克思进一步研究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这一打算又正好与他当时(184531015日)“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相吻合。该计划的草稿在《记事本》中写于《提纲》之前(两者相隔20页),其中涉及到边沁、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 。因此,这四行笔记,从而《提纲》就与《神圣家族》发表后的反响有关。陶伯特指出,18453月到6月期间同时代人对《神圣家族》的批判、费尔巴哈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的文章以及18455月和6月发表的赫斯批判费尔巴哈的文章,都可能同引发马克思考虑起草《提纲》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因果关系,但当时围绕《神圣家族》中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展开的争论最有可能是《提纲 》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中《维干德季刊》第2卷发表的古?尤利乌斯对《神圣家族》的批判文章《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最值得注意。

马克思的《提纲》(而非恩格斯修改过的《提纲》)首次发表在1932年出版的MEGA1//5 ,但是作为附录收入,不像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3卷(1955年出版)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德文和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样把《提纲》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面。这体现了当时(1932年)对《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把《提纲》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准备性著作。新的认识与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者就两者密切关系的深入研究有关 。巴加图利亚在论文中也赞同《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性著作这一观点,尽管他一方面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从19459月后推到11月,另一方面又强调两者“成熟程度不同”,即“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才第一次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发现之一,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把《提纲》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性著作,也是巴加图利亚对《提纲》具体写作时间和直接写作原因所做考证的出发点。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陶伯特提出了新的观点,其关键是把《提纲》看作是处于《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著作,甚至与《神圣家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彻底否定《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性著作,并决定在她负责编辑的MEGA2//5中不再收录《提纲》(见陶伯特发表在《MEGA研究》1997年第2期上的论文)。由于《提纲》被马克思记在《记事本》本上,因而它应该被收录在MEGA2第四部分。实际上,《记事本》确实被收录在MEGA2//3,该卷正是由巴加图利亚负责编辑并于1998年出版的。

    陶伯特关于《提纲》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关系的考证既是开创性的、富有启发性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同时也是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正统观点(它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科书)的极大冲击,应该成为中国学者进行马克思早期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的文献学基础。但客观地说,陶伯特关于《提纲》写作原因的考证也存在一个问题。巴加图利亚在其长篇论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712日赴英之前不可能读到《维干德季刊》第二卷,因为《维干德季刊》第二卷是625日至28日出版的,但它不可能马上出现于书市并到达马克思手中。以《维干德季刊》第三卷为例,该卷出版于18451016日至18日,巴加图利亚认为11月初才能到达马克思手中。但陶伯特并不特别在意这一点,断言马克思7月初就读到了《维干德季刊》第二卷并写下了《提纲》。显然,陶伯特并不认同巴加图利亚关于《维干德季刊》从出版到出现于书市有很长间隔的说法,因为陶伯特尽管也承认《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出版于1016日至18日,但却认为马克思10月下旬就读到了该卷。

尽管受到陶伯特新考证结论的挑战,巴加图利亚并没有放弃《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预备性著作的观点。根据罗扬的报道 ,巴加图利亚在199610月召开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结构的特别会议”上仍然要求将《提纲》收入MEGA2//5,因为他坚持认为《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预备性著作。但根据1995年新修订的MEGA2编辑准则 “同一原文今后不再在不同的部分中多次印行”,而巴加图利亚1998年最终将《提纲》收入MEGA2//3,因此MEGA2//5肯定不会再收入《提纲》。这也说明MEGA编委会最终否定了《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预备性著作的传统观点。

1998年出版的MEGA2//3资料卷中,巴加图利亚对《提纲》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原因又作了新的考证,既包含对自己一些原有考证结论的坚持,也包含对一些原有考证结论的修正。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列尔在MEGA1//5547550页对《记事本》作了描述,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纠正了维列尔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编码法方面。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为《记事本》编页码,在维列尔之前已有四种为《记事本》编页码的方法,维列尔的编码法是既把保留下来的有原文的各页计算在内,也把撕去的和空白的各页计算在内,根据这一编码法《记事本》共102页。巴加图利亚一方面肯定维列尔的编码法在已有的编码法中最为合理(特别是前88页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还存在许多需要更正的方面。按照巴加图利亚新的编码,《记事本》共100页。但在MEGA2//3资料卷中,巴加图利亚又重新更正了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编码。

 第二,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恩格斯达到布鲁塞尔的时间是45日,但在MEGA2//3中采信了克尼里姆的考证,将日期更正为4月中旬。

 第三,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动身到英国的时间是712日,但在MEGA2//3将日期更正为710 ,所依据的是1988年出版的MEGA2//3的新考证 ,而没有采信安德烈亚斯和陶伯特关于78日的说法。

第四,在MEGA2//3中巴加图利亚仍坚持《提纲》写于1845年春,但具体写作时间从4月放宽到45月。

第五,巴加图利亚在MEGA2//3中接受了陶伯特关于《记事本》中的四行笔记写于《神圣家族》之后的说法,但不接受陶伯特关于马克思写这四行笔记是由《神圣家族》出版后产生的反响所致的观点,而提出了一个新看法,即与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计划有关。

第六,巴加图利亚在MEGA2//3中的一点重要修正,是他重新认定《记事本》第44 所记载的书籍目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夏在曼彻斯特写下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巴加图利亚指出:“书籍只有英国的。马克思的记载与恩格斯的笔迹两次交替出现。这就使我们可以把记载时间注定在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之后,即在184545日之后。” 陶伯特赞同巴加图利亚的这一说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卷的产生史》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提纲》前4页上恩格斯手迹的两段笔记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它说明,《提纲》的起草很有可能晚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的拜访。” 但在MEGA2//3中巴加图利亚认为,第4452页和第8791页是马克思为以后预留的空白,我们现在看到的《记事本》第8791页仍然是空白,但在第4452页中第44页、第4647页以及第52页后来添加了记载,其中第44页的书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夏在曼彻斯特时记下的,马克思的笔迹和恩格斯的笔迹交替出现。其中有些著作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中作了摘录。尽管巴加图利亚做了这一重要修正,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马克思是在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后不久写作《提纲》的结论。而在我看来,这一新的修正直接影响到对《提纲》写作时间的判定(参见下文)。

第七,巴加图利亚在MEGA2//3中另一重要修正在于对《提纲》写作直接原因看法上的改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在他所列举的与费尔巴哈有关的四件事中,巴加图利亚排除了“克利盖1845年初在费尔巴哈处,并于2月份到达布鲁塞尔与马克思会面”这件事与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关联。但在MEGA2//3中,巴加图利亚却把马克思恩格斯与克利盖的争论作为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原因 。巴加图利亚指出 1845年初克利盖在费尔巴哈那里,之后到巴门拜访了恩格斯,并于220日左右到达布鲁塞尔马克思处。克利盖离开巴门的第二天,恩格斯收到了费尔巴哈的信。恩格斯在1845222日—3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报告了费尔巴哈信的内容。以往研究者比较强调恩格斯信中关于费尔巴哈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只在于如何实行共产主义而已” 的说法,而巴加图利亚则强调恩格斯信中还向马克思报告说,“费尔巴哈说,他首先要彻底清除宗教垃圾,然后才能好好研究共产主义,以写文章来捍卫共产主义;他还说,他在巴伐利亚与全部生活完全隔绝,以致无法做到这一点。” 巴加图利亚指出,费尔巴哈信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似乎含糊其辞的回答既减弱了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曾经抱有的希望,也使曾经“迷信” 费尔巴哈的马克思清醒了许多。克利盖在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之后不久离开了布鲁塞尔(根据克利盖418/19日给费尔巴哈的信可知,他是大约416日离开布鲁塞尔的)。从克利盖在418/19日给费尔巴哈的信(这封信是克利盖对费尔巴哈来信的回信)可以得知,费尔巴哈反对社会主义者贯彻他的思想的方式,而且克利盖还向费尔巴哈报告了他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争论(克利盖没有特别提到恩格斯)。克利盖这样向费尔巴哈描述他与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要在现实的关系中消灭全部宗教关系……他的口号是:阐明人们肉体上的贫困和原因,并消除他身上的宗教污秽。我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让人们拥有宗教,并以明亮的眼睛看世界。”巴加图利亚推测,在布鲁塞尔时克利盖已经表现出一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所批判的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的思想,而克利盖也向费尔巴哈诉说“朋友们”似乎是在无情地折磨他。巴加图利亚指出,很难想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克利盖争论时不涉及费尔巴哈写给恩格斯的那封信,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像认识到与克利盖的对立一样,会认识到与费尔巴哈的对立。于是,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的想法很快就凝结为对全部后黑格尔德国哲学进行批判的著名计划。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样谈论这一计划:“当1845年春他(即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巴加图利亚认为,马克思的著名《提纲》可能与这一计划有关(该计划后来产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巴加图利亚还特别提到,这一假设与马克思《记事本》中的一个文献学事实相吻合,即马克思不仅为《提纲》每一条编了号,而且还为整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编了号码“1)”,这说明马克思还打算为其他作家写类似的“提纲”。

第八,巴加图利亚排除了《提纲》写于18456月的可能性,更不用说陶伯特所推断的7月初了。可以肯定的是,《提纲》之后的第5873页上记载的书目是马克思在1845年夏天赴英国旅行之前在布鲁塞尔记下的,因为这里记载的书目是带有布鲁塞尔图书馆书号的书籍。其中有些书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3和第4册作了摘录,这说明《记事本》对这些书目的记载与马克思作其中一些书的摘录是同时进行的。在巴加图利亚看来,陶伯特关于马克思7月初写了《提纲》后只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两大册(分别是15=60页和14=56页)摘录笔记写作的假定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完成这两册摘录笔记的写作,因此巴加图利亚断定《提纲》的写作不会晚于6月初。

关于《提纲》写作时间的文献学研究,涉及到《提纲》的写作背景,《提纲》与《神圣家族》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地位的判定等,因而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

5.《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评李斯特》的写作顺序

《评李斯特》的原始手稿保存在莫斯科原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编号是全宗第1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1号。这是马克思长女燕妮?龙格 的孙子马塞尔-沙尔?龙格(Marcel-Charles Longuet)于19708月转交的。此前,中央党务档案馆已于1948年从燕妮?龙格的三儿子埃德加?龙格(Edgar Longuet)那里得到了《评李斯特》第四章即“Ⅳ.李斯特先生和费里埃”的那张手稿。1971年《评李斯特》首次在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机关刊物《苏共党史问题》第12期上以俄文发表。随后,1972年《评李斯特》首次以德文原文在《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3期以编辑加的标题“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发表。随后出版的《评李斯特》西德版(1974年)、法国版(19731975年)、意大利版(1972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2卷(197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1975年) 所依据的都是首次出版的德文原文版。中国学者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1979年)是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2卷翻译过来的,标注的写作时间是“18453月” MEGA2//11975年)在对恩格斯1845317日给马克思信的注释中说,马克思此时正在写评李斯特著作的文章。 后来的《评李斯特》版本要么回避写作时间问题,要么是赞同1972年原文版的说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MEGA2编辑工作的深入展开,关于《评李斯特》的写作时间出现了新的说法。MEGA2//21981年出版)的编者在《巴黎笔记》之六的“产生与流传”中涉及到《评李斯特》,认为它“最晚是于1845年秋在布鲁塞尔写作”的 1982年民主德国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新版本(1982年)收录了马克思的《评李斯特》,其编者金特?法比翁克(Günter Fabiunke)在出版后记中将《评李斯特》的写作时间判定为最早“184589月份”。法比翁克的证据是马克思在《评李斯特》提到了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 ,而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海因茨?阿本特(Heinz Abend1972年的答辩论文。MEGA2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的编辑成员卡尔-埃利希?福尔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马克思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理论” 中赞同这一论据。1981年汉堡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评李斯特》的评论中,提出了最为大胆的假设:他们把《评李斯特》的写作时间大大后推,认为其写作不早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早也是与马克思加工《费尔巴哈》章 同步进行的。

1988 年出版的MEGA2/ / 4 前言中明确提出《评李斯特》写于1845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国之行 以后:“马克思通过直接观察不列颠王国的两个最大的中心曼彻斯特和伦敦的资本主义现实,充实了自己对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坚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 。他从英国返回后立即在有关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一份手稿中写下了上述这段话。”“马克思尝试弄清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以亚当?斯密为突出代表的学派,这是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的紧张的学术活动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在有关李斯特的手稿中,他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初的科学代言人’的功绩表述如下:他们没有料到‘无耻地泄露了财富的秘密并使一切关于财富的性质、倾向和运动的幻想成为泡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尔格拉夫是MEGA2/ / 4的鉴定人。

MEGA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的迪?戴希塞尔文章《对卡尔?格律恩的批判——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的产生和流传过程》肯定了伊科尔的考证,明确指出《评李斯特》“这篇著作很可能是马克思从英国返回之后立即撰写的” 。巴加图利亚在其负责编辑的MEGA2/ / 31998年)《附属资料》卷中,在涉及到《评李斯特》时,两次明确指出《评李斯特》写于“18458月底至10月之间” 、“1845年秋”

对《评李斯特》写作时间的判定直接影响到它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先后顺序的判断。认为《评李斯特》写于18453月,就必然把它看作是先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这又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文本解读和整体把握。

6.《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成稿过程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不同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是未完成稿,其成稿过程非常复杂。但 “费尔巴哈”章又特别重要,是唯物史观的首次正面阐述, 因而“费尔巴哈”章文本的逻辑结构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整体把握。但要重建 “费尔巴哈”章文本的逻辑结构,首先必须以 “费尔巴哈”章各手稿的实际写作过程为前提,否则就会出现阿多拉茨基版 那样主题先行、以“剪刀加浆糊”的方式将 “费尔巴哈”章的内容随意拼接的情况。

1965年新俄文版 以及新版本赖以产生的巴加图利亚文献学研究新成果即1964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划时代性的。陶伯特在编辑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如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丛》1989年第26期上的《关于手稿<费尔巴哈>的形成过程及其编入MEGA2//5的情况》、发表在《卡尔?马克思故居文集》1990年第43期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卷的产生史》、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4》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预编本的《附属资料卷》等。有赖于巴加图利亚和陶伯特的工作,“费尔巴哈”章的成稿过程现在已经得以大致重现。

自巴加图利亚以来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有三个突出成果。一是关于“大束手稿”与“圣布鲁诺”章和“圣麦克斯”章关系的考证,二是关于第一章的排序问题,三是关于“小束手稿”各部分写作时间的判定。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编号 的“大束手稿”是从“圣布鲁诺”章和“圣麦克斯”章的底稿中抽出来的,这一考证结论已是文献学共识。巴加图利亚的编辑方案是力图按手稿的原貌来编排“费尔巴哈”章,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但紧接着就出现一个问题:“小束手稿”到底是如何成稿的?对此迄今还没有定论。于是在巴加图利亚排序方案的基础上出现多种编排方案。陶伯特反对按照文本的逻辑结构来对“费尔巴哈”章进行排序,而致力于考证“小束手稿”各部分内容的写作时间,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预编本中按写作时间来编排“费尔巴哈”章。陶伯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预编本《附属资料》卷中关于“小束手稿”各部分内容写作时间的考证是有争议的,并没有成为文献学共识。但在笔者看来,陶伯特打破“文本逻辑结构”与“文本各部分内容写作时间”的纠缠,径直探讨“文本各部分内容写作时间”这一编辑工作的核心问题,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关于“文本各部分内容写作时间”的文献学考证是编辑问题,关于“文本逻辑结构”的探讨是研究问题,这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注定是无解的。而且无视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章进行修改时多次试图彻底重写该章这一事实,把后来的修改稿与前面的修改稿当作同层的修改稿加以逻辑编排,本身就存在合法性问题。

尽管自巴加图利亚以来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三个突出的文献学成果只有第一个形成了共识,但文本研究者却不能无视后两个文献学成果。如果无视后两个文献学成果,即使依据巴加图利亚版本 ,研究者仍然会以为“费尔巴哈”章是先于“圣布鲁诺”章和“圣麦克斯”章而写成的,会以为“费尔巴哈”章的“小束手稿”是先于“大束手稿”而写成的。按照这种先入之见来考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很容易出现偏差。实际上,由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内容完成并交出版社之后仍然在修改和写作“小束手稿”,因此“小束手稿”的成熟程度要高于“大束手稿”,更不用说“圣布鲁诺”章和“圣麦克斯”章了。

另一方面,由于“大束手稿”是从“圣布鲁诺”章和“圣麦克斯”章的底稿中抽出来组合而成的,因而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预编本《附属资料》卷提供的文献学信息,我们可以把“大束手稿”各部分还原到“圣布鲁诺”章和“圣麦克斯”章的原初位置,这样“大束手稿”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正面论述,就可以获得语境支持,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创立和阐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二、MEGA2“附属资料”卷为中国学者独立的

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MEGA2《附属资料》卷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文献学信息,特别是其紧随“产生和流传”的“见证人描述”,使研究者可以借此大致还原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原貌。这就为中国学者在已有文献学信息的基础上,就马克思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文献学研究。这里以本人近年来依据MEGA2及其《附属资料》卷所做的一些文献学研究为实例,表明MEGA2《附属资料》卷对于中国学者独立进行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价值。

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手稿问题

我们现在读到的马克思《博士论文》,是否就是他提交给耶拿大学的稿本吗?如果不是,基于此一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变化的剧烈性,弄清其修改部分的写作时间,对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文本研究者来说就非常重要。

根据MEGA2//1编者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产生与流传”的考证,马克思原本打算先出版他的博士论文 ,并将论文提交给柏林大学。但18413月马克思决定向耶拿大学哲学系提交由无名氏帮他抄写的博士论文,并于415日在缺席情况下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稿本没有流传下来,但这一稿本与由无名氏抄写的流传下来的稿本内容应该基本一致。MEGA2//1编者推测,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并不包括附录,因为马克思46日给巴赫曼的信以及巴赫曼413日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推荐书 中都没有提到《博士论文》有附录。因此,附录没有誊抄或佚失。相应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博士论文》序言(标注的写作日期是18413月,序言中提到了附录)并非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稿本的序言,很可能是马克思特别重写了一篇序言。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打算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付印,获得博士后在封面 上写着题目“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附录”(没有“论”字,但目录中有“论”字),并写有“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哲学博士”的字样。但马克思似乎没有对《博士论文》进行大改的想法,因为在新《序言》中有“我献给公众的这篇论文,是一篇旧作”这样的说法。

即使按照 MEGA2//1“产生与流传”的说法,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稿本与流传下来的稿本内容基本一致,但流传下来的稿本中有马克思的修改 ,这些修改是马克思向耶拿大学哲学系提交论文之前做的,或是在获得博士论文之后做的,MEGA2//1并没有交代。如果是向耶拿大学哲学系提交论文之前做的,意味着马克思又请人在修改稿基础上誊抄了一个稿本,这个誊抄本是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的稿本。很可能第一部分第四和第五章没有修改,因此也不需要再誊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流传下来的稿本中缺少第一部分第四和第五章。如果笔者的推测成立,那么MEGA2//1关于包含第一部分第四和第五章的笔记本佚失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不过马克思写作的第一部分第四和第五章的原始手稿确实是佚失了

另一种可能是在获得博士论文之后做的,特别是可以肯定附录第一部分的注释“九” 是马克思获得博士论文后再次准备出版时添加的。在这里,马克思批评了谢林,说“可以奉劝谢林先生回想一下他早期的著作” 。显然,马克思是在听闻谢林被普鲁士国王招到柏林大学去的消息,甚至在谢林已经开始在柏林大学开课之后才在这里提到谢林的。

2.《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献学问题

关于国外学者围绕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与赫斯《金钱的本质》关系所展开的文献学争论,侯才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 一书中已做了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笔者在此提出一个进一步的猜想:《论犹太人问题》不是连续写作的,很可能是马克思在到达巴黎之初先写了评鲍威尔《犹太人问题》 的文章,然后再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实际上,《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一部分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系更为密切,它们有共同的主题,即哲学共产主义的宣言书,只不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问题。拉宾在1960年的《关于马克思手稿的时间问题》中也指出,《论犹太人问题》研究了人的解放同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好象是手稿的直接继续” 。只是在马克思开始接触国民经济学 之后,受赫斯经济异化思想的启发,马克思写下了评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出版于18436月)的文章,并在《德法年鉴》(最后只出版了第12期合刊)编辑过程中将评鲍威尔的两篇文章合为一体。另一方面,从内容来看,《犹太人问题》第二部分显然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系更为密切,已经涉及到市民社会的经济异化问题,甚至产生了劳动异化思想的萌芽 。还有一个文本证据:《犹太人问题》第二部分的副标题是关于鲍威尔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但该部分仍然是主要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评论,只是在开头涉及到《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而在评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第一部分,也有一段来自《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的引文。显然,《犹太人问题》两个部分并非如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依照评论对象来划分的,而是依照主题来划分的。对此情况的合理解释似乎是:马克思起初并没有分两部分写《论犹太人问题》的计划,只是在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之后,随着思想认识的深化(主要是经济异化思想的获得),马克思又写了《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预计在《德法年鉴》第一期发表,而《论犹太人问题》预计与连载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起在《德法年鉴》第二期发表。

    现在再来看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与赫斯《金钱的本质》的关系,长期困扰马克思研究者的一桩学案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马克思、赫斯、巴枯宁是《德法年鉴》的撰稿人集团 ,他们每人至少会为每期杂志撰写一篇文章。赫斯是18443月离开巴黎返回科伦的,发表在《德法年鉴》第一、二期合刊 上的《法国来信》是1月底即合刊付印期间写成的。赫斯作为《德法年鉴》的创办人之一,积极为《德法年鉴》写稿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就连远在英国的恩格斯,也为《德法年鉴》写了两篇很有份量的稿子 。因此赫斯自89日与卢格一起到达巴黎后,在社会活动之余有足够的时间和动力为《德法年鉴》写一篇与共产主义相关的理论文章 。实际上,赫斯确实为《德法年鉴》写了文章,但被马克思拒绝了。马克思18431121日致福禄培尔的信中说:“本地一些人(赫斯、魏尔等)迄今为止给我寄来的文章,意见分歧太大,我不得不拒绝了。” 。马克思信中所指的赫斯的文章,应该就是《金钱的本质》。只是因为编辑部 其他成员的反对,马克思才拒绝了赫斯的《金钱的本质》,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推测的那样,马克思是为了剽窃赫斯的《金钱的本质》而故意不发表该文的。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一方面,马克思写作《论犹太人问题》并没有剽窃赫斯《金钱的本质》的故意,因此马克思的人品没有问题;另一方面,《论犹太人问题》第二部分的写作确实受到了赫斯《金钱的本质》一文的影响,但马克思在文章中没有提及赫斯的《金钱的本质》,从今天的学术规范来看也确实不够严谨,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苛求当时的人们。

3.马克思《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手稿问题

    1845年初,马克思在被驱逐出巴黎、动身前往布鲁塞尔之前,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合同。马克思后来因忙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最终没有完成《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对此的注释 是:“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以来一直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春,他决定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公开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撰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曾暂时中断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4412月才又恢复。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写了提纲,作了大量的摘录和札记。但当时马克思未能实现他的计划,184521日与出版商卡?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于18472月被后者取消。” 按照这一注释,似乎并不存在《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手稿。

    我们不禁要问:当马克思在与列斯凯在签《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 的出版合同时,他手头是否已有现成的手稿可资利用?具体来说,第一,是否可以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手稿?第二,如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手稿,那么是否存在“政治(学)批判”手稿?

    首先,马克思之所以有底气在184521日与列斯凯签订两卷本、共计40印张的著作,手里应该是有手稿的。我们有理由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手稿。恩格斯18448月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后,在10月初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7卷对此的注释是“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1845120 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又提到:“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在18453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又问马克思“你的书写得怎样了?”尽管马克思一度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全力以赴进行《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但184412月马克思又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出版合同签订之后,马克思一到达布鲁塞尔就抓紧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了《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 。因此,签订出版合同之后马克思所作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都是为写作《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中的“国民经济学批判”而做的工作

    问题是,在签订出版合同后,马克思似乎从来没有把 “政治(学)批判”列入他的研究计划,这是很令人惊奇的。对此的唯一解释是,马克思手边已经有了 “政治(学)批判”的手稿。实际上,MEGA2//2的编辑者陶伯特就持这种看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产生与流传”中,陶伯特指出:“马克思同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于184521日签订的合同表明,马克思没有放弃他的公开发表法哲学批判的计划。这两卷本著作的书名是《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 显然,陶伯特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看作是《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学批判”基础手稿。根据陶伯特的考证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连载)已被列入《德法年鉴》第二卷的目录。《德法年鉴》第一、二卷最终以合刊形式出版,但其中没有包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18448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提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修改:“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 ,在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法哲学批判的某些成分。这一批判我已经写完,但后来又重新作了加工,以便使它通俗易懂。”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计划从《德法年鉴》第二卷开始连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已经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作了通俗化的“加工”处理。但这一付印稿并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我们无法判断马克思到底作了多大程度的修改。《德法年鉴》的停刊使出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计划受挫,但马克思出版修改稿的想法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 中说:“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 可以想像,马克思在签订《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出版合同时,是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作为其“政治学批判”的基础手稿的。

    吕贝尔也探讨过《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手稿问题。在1974年出版的论文集《马克思批判马克思主义》中,吕贝尔一方面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看作是《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手稿:“在准备这部著作的题目(《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时,我们相信马克思已经囊括了1843年反思,尤其是来自克罗茨纳赫的反黑格尔的手稿,这个手稿是对政治学的批判,换句话说是对国家的批判,这也就是他在1846年中期如何构建他的‘经济学’的基础” ;另一方面吕贝尔强调马克思的巴黎-布鲁塞尔记事本 中关于国家的研究计划是马克思“政治学批判”的内容之一

在笔者看来,《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存在两个基础手稿,一个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另一个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第一卷即《国民经济学批判》 的基础手稿,但马克思仍在不断研究经济学,也在不断修改和充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按照马克思184681日给列斯凯信中的说法,184611月底之前可以“改好付印” 1846919日列斯凯在给马克思的回想中说不能出版《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并于18472月正式取消了出版合同。其实,即使列斯凯同意出版该书,马克思当时也不可能将第一册《国民经济学批判》修改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实际上,直到1859年马克思才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第二卷的基础手稿。不过马克思也一直在试图对其进行修改和补充。这里有必要谈一下“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译名问题。中文版一直将此处的“Politik”译为“政治”而非“政治学”,加重了中国学者对《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内容的误解。马克思早期思想经历了从政治(宗教、国家)批判到经济(市民社会)批判的转变。《莱茵报》时期和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致力于政治批判,巴黎和布鲁塞尔时期马克思致力于经济批判。但除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针对的是原本(政治)的批判,其他时期马克思针对的实际上是对副本(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说“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马克思进一步说,他“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 “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显然是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因此,在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时候,马克思的《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只可能是对副本的批判。

    从马克思给列斯凯的信中可以看出,《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 。根据考证,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大约写于184411月,是当时马克思致力于写作《国民公会史》的内容之一。从这一点来看,吕贝尔关于《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相关说法就是有道理的。

    但是,除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 “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马克思《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第二卷的“政治学批判”似乎还包含第三项内容,即对社会主义者的批判。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要针对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从现在的眼光看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但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将其看作政治学说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文献”看作是政治学,更没有问题。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马克思在184310月底到达巴黎后,就开始对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进行探讨。1845年年初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之后,与恩格斯还有一个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先是恩格斯在18453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有此提议 ,然后马克思在《18441847年记事本》中列了一个草案,其中涉及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以及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孔西得朗、卡贝、勒鲁、德萨米、蒲鲁东等 ,并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谈了自己对《文丛》的设想 。从恩格斯1845317日给马克思的回信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设想是“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原始资料汇编”或“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 。此外,在马克思给列斯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已经告诉您,一方面是由于增添了在英国收集到的新资料,另一方面是由于修改时发现需要作一些补充,所以手稿将比原来商定的篇幅增加二十多个印张。” 马克思所指“在英国收集到的新资料”,主要是经济学资料,但也包括一些社会主义者欧文、布雷、伊登、汤普逊、艾德门兹的资料,如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新社会观》、《在曼彻斯特的六次演讲》、《教士婚礼仪式的演讲词》,布雷的《劳动的错误和劳动的补救办法》,艾登的《贫穷的国家:或英国劳动阶级的历史》等。马克思在信中还特意指出,“我为写这部著作专门去了一趟英国,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而且还买了大量昂贵的参考书” 。显然,对“社会主义者”的研究和评论,是马克思《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内容之一。

    18472月,马克思《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合同被取消了。一年之后,爆发了欧洲革命。欧洲革命失败后,1849年马克思流亡伦敦,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185110月,马克思对认识的出版商有一个“出版经济学的提议” 。马克思的设想是三卷本的著作: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卷《社会主义者》,第三卷《政治经济学史》。从马克思18511124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1127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回信可以看出,出版商希望把《政治经济学史》作为第一卷出版,或只出一卷试一试。恩格斯劝说马克思先出版《政治经济学史》和《社会主义者》,最后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是马克思自己经济学观点的正面阐发,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雏形;《政治经济学史》是后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雏形;而《社会主义者》则似乎是神龙见尾不见首,而且与第一、第三卷在内容上也不协调。笔者推测,之所以这时突然冒出一卷《社会主义者》,很可能与1845年的《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有关。不过此时马克思已经对黑格尔不感兴趣,因此“政治学批判”只包含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的内容;“国民经济学批判”将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理论和历史还是混在一起的。马克思1851年的出版计划没有实现,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马克思自1845年之后一直有出版《社会主义》批判的想法,而它应该是《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学批判”的内容之一。

4.马克思与孔德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与实证主义及其创始人孔德的关系,是马克思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马克思本人在1850年代以后有多次批评孔德的记录,但马克思早年与孔德的关系,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特别强调的“实证方法”与孔德实证主义的关系,却是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问题。1998年出版的 MEGA2/ / 3完整收录了马克思的《18441847年记事本》,包含有马克思在巴黎时期预购、已购的图书或摘抄的图书目录,其中有“奥古斯丁?孔德 实证哲学” MEGA2/ / 3《附属资料》对此处的注释就是“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

5.《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写作分担问题(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是由日本学者广松涉挑起的,国内学者附和者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是任何一个马克思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根据MEGA2相关卷次及其《附属资料》卷提供的丰富文献学信息(包括人名索引),对马克思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作者这一点做出了实证的证明。

具体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第卷第三章多处提到“参看”某某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家的著作马克思之前都做过读书笔记或有该著作的藏书,而除个别例外(艾金和伊登),恩格斯并没有做这些著作的读书笔记,也没有证据表明恩格斯读过或藏有这些著作。

1: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3卷第66页提到“参看艾金”,并引用了平托的两句话“贸易是本世纪的嗜好”,“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就只谈论经商、航海和船队了”。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第5笔记本中简短地摘录了艾金《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记述》 ,而引用的平托的两句话直接来自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4笔记本的两处摘录

2:第74 提到舍尔比里埃,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中登记了舍尔比里埃的名字。

3:第193页提到“参看”勒瓦瑟尔的“回忆录”、巴莱尔的著作。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MH笔记本 中对勒瓦瑟尔的“回忆录”有5页摘录,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巴莱尔的著作(第78

4:第193页提到“自由的两个朋友”,这是克伟索和克拉夫廉的笔名,他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用这个笔名在巴黎出版了多卷集的著作《1789年的革命史》。 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该书

5:第193页提到博利约、贝尔蒂埃和雷尼埃。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博利约、贝尔蒂埃和雷尼埃的著作。

6:第216页提到了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柴尔德。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B26笔记本对布阿吉尔贝尔的三部著作做了摘录,在《布鲁塞尔笔记》第4个笔记本中对柴尔德的著作做了摘录 ,在《曼彻斯特笔记》第1个笔记本中对配第的著作做了摘录

7:第217页提到迈尔西埃、马布利。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关于《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出版计划的草稿中列有马布利的名字,在《18441847年记事本》第69页记有迈尔西埃著作的书名(是带有布鲁塞尔图书馆书号的书名,也就是说不是马克思的藏书)。

8:第217页提到了兰格、布里索。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6个笔记本中做了兰格、布里索著作的摘录

9:第220页提到“参看:西斯蒙第、威德的著作等等”。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的第1和第2笔记本中摘录了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曼彻斯特笔记》的第5笔记本中摘录了威德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

10:第225页提到《平等论者》杂志,第236页提到《博爱》月刊。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关于《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出版计划的草稿中列有这两家杂志

11:第231页提到了约翰?瓦茨。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6个笔记本中对瓦茨的著作做了摘录

12:第241页提到伊登的《穷人的历史》第1卷和基佐的《法兰西文明史》。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的第5笔记本中摘录了伊登的《穷人的历史》第1 ,在《18441847年记事本》中登记的藏书中有基佐的《法兰西文明史》。

13:第251页、第252页引用了特拉西《意识形态的要素》第4册和第5册《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1617181922页的几句话。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B21笔记本做了《论意志及其作用》第161824等页的摘录。虽然引文与摘录笔记并不吻合,但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正是因为做过特拉西著作的摘录笔记,因而对摘录笔记内容上下文的内容有较深印象,因而在写到这个地方时,马克思直接从特拉西著作中引用了相关内容。实际上,马克思手边确实有特拉西的这部著作,因为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该书

14:第344、第452页提到米?舍伐利埃。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舍伐利埃的著作

15:第351提到“参看沙尔?孔德《论立法》”。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孔德的《论立法》

16:第416页提到了杜沙特尔。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杜沙特尔的著作

17:第417页提到西尼尔。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的第4笔记本中摘录了西尼尔的著作。

18:第469页和第482页提到葛德文的《论政治正义》。马克思在《18441847年记事本》中登记的书目中有该书。 

19:《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而“Ideologie(意识形态)”这个词是马克思的首创,是马克思从特拉西的法文词“Idéologie”改造而成。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摘录了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

三、MEGA2“附属资料”卷是编辑高质量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基础

1.对MEGA2“附属资料”卷的利用保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辑质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是中国人首次独立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转译过来的 ,而第二版是在第一版基础上,参照MEGA2而校订而成的,因此在译文的准确性 方面有很大提高。除此之外,第二版的文本注释基本上是从MEGA2相关文本的注释直接翻译过来的,而题注则是MEGA2相关文本“产生与流传”的简略编译版,这保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辑质量得以与MEGA2保持同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题注,按照 MEGA2//2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与流传”的说法,明确提出:“马克思在中断了笔记本III的写作后,就同恩格斯投入撰写《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工作。正是在这时,他开始对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两本著作的法译本作了摘要。这两个摘要的特点是,马克思对作者的理论观点作了更多理论评价、解释和批判,从而形成他自己的长篇论述。这些论述涉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中只是部分地谈到或根本未谈到的问题。因此,可以把这两个摘要看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补充,是对笔记本 III的研究的直接继续。” 国内一些学者已利用这一新的文献学信息 来进行相关文本的解读研究。

韩立新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应该增加“异文表”,从提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辑质量的角度,这无疑是很好的提议。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辑方针和编辑体例早已确定,因此中央编译局不接受这一提议也无可厚非。折中的办法是增加文本注释,将文本重要的异文信息以注释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样做,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作为独立版本的科学价值。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辑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对MEGA2“附属资料”卷的研究

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译文质量,也非是否应该增加 “异文表” ,而是文本注释的质量。按理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文本注释基本是对MEGA2相关注释的直接翻译,不会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MEGA21975年正式出版以来已经30多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MEGA2编辑过程中,随着版本和文献学研究的深入,后出版的MEGA2卷次已经更正了某些已出版MEGA2卷次的文献学错误。但编译局不重视对MEGA2《附属资料》卷的研究 ,以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一些重要注释所呈现的文献学信息已经过时。试以实例加以说明。

    例一:MEGA2//1已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文第一版)第40卷所收录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附录片段”排除,归于马克思所作的《关于伊壁鸠鲁的哲学笔记》(收于MEGA2/ /1),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在目录中仍然将“附录”与“【附注】”并列 ,实际上“附录”属于“【附注】”,它应该与“【附注】”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并列。

    例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仍然标注的是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年秋—18465月” 这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过时信息。

    例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在对恩格斯1845317日给马克思信的注释中说,“马克思也打算对李斯特的观点进行评判、分析,并于18453月写出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该注释依据的是MEGA2//1的相关注释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关于《评李斯特》写作时间的文献学信息。 MEGA2//1在“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317日)”的文本(272.1213)注释中说,马克思此时正在写评李斯特著作的文章 。问题是 MEGA2//1出版于1975年,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出版于2004年。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的编辑者完全没有意识到1981年出版的MEGA2/ / 2关于《巴黎笔记》之六的“产生与流传”和1988 年出版的MEGA2/ / 4“前言”中关于《评李斯特》写作时间的新说法。实际上,《巴黎笔记》之六的“产生与流传”和MEGA2/ / 4“前言”都是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成中文发表的,只不过这两篇文章的译者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的编辑者并非同一批人,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的编辑者缺乏研究意识 ,只是简单地照搬MEGA2//1的相关注释。

    例四:关于《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手稿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的注释120MEGA2//1相关注释 的直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的编辑者,完全没有意识到 MEGA2//2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产生与流传”中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看作是《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手稿,尽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产生与流传”也是由编译局组织翻译的。显然,这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的编辑者缺乏研究所致。

    例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资本论》第13卷没有利用MEGA2《附属资料》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4546卷分别对应的是《资本论》第123卷。第44卷出版于2001年,依据的是1991年出版的 MEGA2//10(即1890年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4版),但第4546卷都出版于2003年,而当时MEGA2//131885年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第1版)和MEGA2//151894年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3卷)尚未出版。 MEGA2//15出版于2004年,而 MEGA2//13出版于2008年。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5卷(《资本论》第2卷)和第46卷(《资本论》第3卷)依据的不是MEGA2,而是《资本论》第23卷的德文版 。这在整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是极其特别的。实际上,为了依据MEGA2编辑出高质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9卷(收录《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迄今没有出版,就是为了等 MEGA2//49的出版。而没有依据 MEGA2而匆忙出版第4546卷的代价是,这两卷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425卷没有本质区别 ,而且存在不少编辑硬伤。限于篇幅,这里只举第45卷中的三个实例

    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即《资本论》第二册)中反复提到第一册(即《资本》第一卷),按照 MEGA2//13《附属资料》卷的注释,“第一册”指1872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2版。但在第45卷的相关注释中 ,都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第44卷是依据1890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4版翻译的。此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单行本都是依据德文第4版翻译的,因此这样的注释也有情可原。但至少应该在注释中说明,马克思所所的第一册是指第2版,否则读者很容易误会是指第4

    二是按照MEGA2//13,第45卷第121页第1段和第2段之间缺少一段话(MEGA2//1397.2239)。这段话是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第1版第81页的第一大段(该页共3段)。第45卷不是依据MEGA2//13翻译的,否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缺漏。即使《资本论》第二卷第2版(1893年)删除了该段,编辑者也应该加以注明。

    三是按照MEGA2//13的注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唯有在第一篇第四章的结尾处 使用了“Kapitalismus”。鉴于1997年前后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是否使用过 Kapitalismus”这个概念的讨论,MEGA2//13此处的注释具有非常大的学术价值。这一方面在时间上与西方学者如美国学者罗森堡和小伯泽尔 和英国学者博托莫尔 的说法 相互印证,另一方面也否证了布罗代尔关于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Kapitalismus”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5卷应该在此处加一个尾注。

    令人遗憾的是,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在 MEGA2//13MEGA2//15已经出版后,仍然没有依据MEGA2进行编译,而是满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45卷的编辑成果。

    此外,鉴于《资本论》第11867年德文第1 如此重要,而该版又与此后的各版本(包括法文版和英文版)有很大差异,但中国学者一直没有机会读到该版本的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应该吸取MEGA2//59《附属资料》卷的新成果,通过添加注释(脚注或尾注)的方式,使读者对1867年第1版有一个清晰的印象。

感谢北京大学通讯员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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