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思维方式上的变革

[日期:2014-04-04]   来源:经典与当代  作者:乔瑞金   阅读:35[字体: ]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思维方式上的变革

 

乔瑞金(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新左派”,尽管不断转换其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在思想方面也出现诸多差异,但在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研究范式以及目的诉求等方面,基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存在一些明显可辨的历史传承和内在特质,因此,可以用“新马克思主义”来指称它。英国学者玛德琳?戴维斯在《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认为,在英国产生的这种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 这个论断同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把现实的人作为研究活动的着眼点,把如何改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改进人的生活方式和提高人的社会实践能力作为研究活动的目标指向。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坚持人的全面解放的哲学立场,倡导新文化生活方式,展现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和技术实践论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其基本的哲学倾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英国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因而以技术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为利剑,直指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通过设计各种各样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微观社会运动,尝试把理想变为现实。他们以马克思的经典思想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学术领域为对象,结合英国实际,追求思维方式的创新和变革,形成了各种解释模式,先后出现了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地理-历史唯物主义等诸多形式。这些看似不同的思维范式,其实都是整体主义的不同变种,因而展现出思维方式内在发展的清晰的逻辑特征、历史脉络和学术气息,体现出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本文就尝试从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他们在回归经典、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在思维范式上发生了根本性转换,这种转换首先表现为从旧历史主义向新历史主义的跨越,其中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威廉斯等人的工作起了主导性作用,从而形成了在“当代西方颇有影响的史学流派”,试图把英国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传统和观点,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新思想结合起来,并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历史主义者把历史活动看成是一个过程。人本身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回归历史的“本体”, 在历史自身的总体性存在的高度,建构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深入历史的本质。新历史主义的最主要的推动者是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甚至被人们认为是“当代西方头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他认为,新历史主义是一种“还原过去的人尤其是过去的穷人,这是对理论的重大贡献”。总体来看,新历史主义的大多数成员都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把历史研究和现实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他们抱着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时刻关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和前进方向,并直接参加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对下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充满同情,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相信“一个正义而人道的未来社会的根源可以在英国过去的大众性民主斗争中发现。”

新历史主义在思维范式上首先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通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使人民从尘封的历史中走出来。他们要从历史中为现实政治斗争寻找动力和根据,找到使英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革为社会主义所依靠的力量。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那样:“使马克思主义渗透进历史科学的主要动力是政治上的动力。几乎所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以及所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这样做的时候最初都是由于政治信念吸引他们去从事跟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及其在知识上的影响的历史的出发点是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政治化的历史。” 整体上看,历史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彰显为一种“从下往上看”的研究理念和批判视角,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新历史主义者坚持马克思的文本精神,突出工人阶级的社会自觉性,强调阶级意识之于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在批判“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在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过程中,同样也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始终未忽视经济结构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决定性影响。汤普森在强调阶级是一种处于发生状态的历史现象时,同时也指出,“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而必须按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给它下定义。”  文化是意识形式的概括,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合。阶级是文化意识和社会生产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晶体,天然地处于一定的、必然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之中,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虽然生产关系是由人创造的,但它一经被创造出来,就成为既有的、现实的客观存在物,它也会反过来制约和改造人。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以此为前提,唯物史观才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从而使二者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社会历史也变成了整体的历史。社会历史是整体的历史同样也是霍布斯鲍姆所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中,霍布斯鲍姆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全部的历史,即“总体史”,应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层次,应从整体上理解历史。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凸显了整体论的思维模式。

在英国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其代表是佩里?安德森。由于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安德森等人开始了对新历史主义的批判性的扬弃,形成了英国式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表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的重大转向。安东尼?伊斯茹普认为,这种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寻求理论的、科学的和理性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安德森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遭到种种质疑和危机的时刻,始终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立场上维护着它的纯粹性和必要性,而且也是一名经典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守着马克思的革命设想,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完美结合,期待着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有关过去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活动的记录,尽管如此,却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等同于“历史编撰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编撰和书写中发掘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机制,从而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一种因果解释,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应仅仅聚焦于过去,而应主要关涉现在和未来。正如安德森所明确表述的:“理解过去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提供对于历史过程的一种因果解释,它能够为当前充分的政治实践提供基础,以便把现存的社会秩序变革为一种期望的、民众的未来,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抱负。” 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或者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理解当前和把握未来的事业,一种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工程。

安德森把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这两大问题看成“一直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有关社会主体的问题,马克思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就把历史变革的动力归因于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有关社会结构的问题,马克思则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达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并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 这就把历史变革的动力归因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根本矛盾的斗争。对于这两种因果解释机制而言,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作出统一而完美的解决,这就对那些想要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一种理论困境: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现无需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任何参与和斗争,只需坐等资本主义自身的新陈代谢即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工人阶级的长期不懈的斗争,最终打破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安德森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理论困境。

在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的这一理论博弈中,安德森试图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汤普森的意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整合,在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之间进行某种协调和架构,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明确表述到,所有社会的变革机制的最根本的因素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所产生的阶级冲突或对立所引发的,前者包含了后者,因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就是劳动者,它同时也是作为由生产关系所规定的阶级而出现的。但它们并不完全等同,生产方式的危机并不等同于阶级的冲突,在某个历史时刻,它们也许可以结合,也许无法结合。一方面,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无论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典型地吸收了所有无意识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这一危机的解决也一直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总之,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时代,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的特权领域。因此,在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颠覆中,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总是相互作用的。 一方面,安德森怀有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意识,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体的一种根本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它不单单只是一种理智的创造和构想,而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层表现和反映。在马克思本人所给出的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变革是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动力机制。他认为,“显然,马克思的理论拥有一个原则,带有一种独有的清晰和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 另一方面,安德森怀有一种主观主义的意识,强调了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认为阶级斗争是解决结构危机的一种根本方式,因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依旧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正如他所诘问的:“当今世界上任何主要的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武装冲突或内战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然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变迁仅仅只是从一种私有制转向另一种私有制,那么,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这一更巨大的历史变革必然会使权力和财富的剥夺更加剧烈,它将会担负起更少伤害的政治形式么?” 因此,安德森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难题的解决,就是一种深层结构主义基础之上的一种温和主义和折中主义的解决,从而给出了一种“从上向下看”的社会历史的解释范式,突出了空间结构在社会认识中的特殊作用,具有与新历史主义异曲同工的妙用。

随着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把历史主义的时间过程和结构主义的空间构造结合为一体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的热情越来越高,哈维从地理学的思维出发,把地理的空间性与其时间的发展性密切联系起来,构造了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使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自身在社会和历史认识中达到一种辩证法的高度。

哈维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认为人们在思维方式上转向空间是必然的。因此,作为时代精神的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适时调整策略和内容,充分彰显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丰富的空间思想。哈维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把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被忽视的空间发掘出来。他始终认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的语境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武器并没有丧失有效性和锋芒,历史唯物主义依然可以用来解剖各种从表面上看来令人眼花缭乱和争论不休的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具有理论价值和意义。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并没有放弃它掠夺的本性,只是以隐形的方式,实施着它的掠夺,它以全球化的方式展开着对全球的殖民扩张,“全球化成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

 在哈维看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中,空间的重要性一直被时间的维度所遮蔽,使得康德哲学中的时空双维世界成为只强调时间的单维世界,只有强调历史-地理双重含义才能完整地表达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必须成为我们理论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 哈维对早期的新左派给予强力批判,认为新左派放弃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任,转而向文化政治上去推进,某种程度上,这脱离了批判观点,从根本上说,也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由于大多数人错误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认识,仍然是根据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

基于这样的分析,哈维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他以空间为切入点,重新定义和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蕴,并凝练出以空间为中心的新的思维范式,明确提出了这一思维范式的四重原则,即差异性原则、象征性原则、内在性原则与开放性原则。

差异性原则是指在进行社会批判时,必须考察事物间的多元性特征,它由空间的异质性和关系性特征决定;象征性原则是空间分析所内含的原则之一,它强调“地理学想象”,这指对场所、空间和景观在构成和引导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性的一种敏感;内在性原则是指在理解社会问题时必须从结构性的角度出发;而开放性原则则是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无限制的和辩证的探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封闭的和固定的理解实体,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显而易见,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客观的时空必须发生变化以适应社会再生产这一崭新的物质实践。” 一提及空间,立刻就会想到封闭性,然而这是对空间的狭隘解读。在哈维看来,这种空间是牛顿、笛卡尔所说的绝对空间。他把空间分为: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空间。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性空间发挥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性。“关系性的空间观点认为,在界定空间或时间的过程中,没有空间或时间这样的东西存在(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也是在许多种可能性之中,选择要创造特殊类型的空间和时间。” 关系空间主要包括内在关系的观念,也就是说,理解一个事物时,不可能仅仅依靠事物本身来理解,还取决于环绕着那个点而进行的一切其他事物。关系空间可以表达更多的内容和含义,可以驾驭更为丰富的内容,“唯有在最后这一种架构里,我们才能开始掌握当代政治的许多方面,因为那是政治主体性和政治意识的世界。”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正是借助关系空间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解读。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这也是社会再生产和转化的内在需求。作为解释其内涵的方法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也必定是开放和发展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理解资本主义,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一定时期。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差异是无所不在的和基本的社会的辩证法。象征性与内在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部分,开放性原则是社会再生产和转变的基础,这四个方法论原则相互牵制,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总方法。总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实现了地理学与唯物主义研究的结合,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双向互动,正如苏贾所言:“这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空间上对经验结果的追溯,也不仅仅是在时间上对社会行为在空间上的诸种制约与限制进行描述,而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呼喊,呼吁对总体上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对我们审视、定义、阐释事物的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思想的自我更新,不断地提炼和创造着新的思维范式。我们看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思维方式上首先从关注时间开始,进而突出空间的重要性,而在其发展中,借助于对历史和地理问题的综合思考,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辩证的和整体的高度。

感谢北京大学通讯员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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