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黄枬森先生晚年关注的马克思哲学观问题

[日期:2014-04-03]   来源:《现代哲学》2013年第3期  作者:徐春   阅读:65[字体: ]

黄枬森先生晚年关注的马克思哲学观问题

 

徐 春(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 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不是斯大林哲学三个问题为重心,梳理介绍已故哲学家黄枬森先生晚年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探索和思考,呈现黄枬森先生以其毕生精力,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秉承的学术理念和理论逻辑。

【关键词】黄枬森;马克思;哲学观

徐春(1965—),女,辽宁沈阳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人学理论、环境哲学研究。

 

黄枬森先生晚年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思考一直萦绕于心。201232日下午,第29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会议室举行,主题是“马克思哲学观与当代新问题”,邀请黄枬森先生主讲马克思哲学观,黄先生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哲学观是关于哲学的系统理论,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哲学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哲学的定位。主要是哲学在精神世界、主观世界、在人类认识活动中以及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定位;第三,哲学的作用。哲学对社会发展、认识和科学、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以及面对实践活动的作用。他强调要通过解决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来建设哲学,特别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九十高龄的黄先生在不同场合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问题

哲学的科学化是黄枬森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奋力探索的命题,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追求,他沿着“哲学科学化”思路不断前行,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2011826日,黄枬森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黄枬森先生百感交集地说,先不评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仅从一个人一生的学术活动来看,它可以说是我多年理想的初步实现,是我整个生命途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回想当年我在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时候,我也认为哲学就是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有成就的哲学家都要自成一家、自立门派。当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我的观念改变了,因为我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家之言、一个门派,而且是一门科学,它同其他科学一样要接受世界的检验,要不断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心中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另一个是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上(当然,这些研究也在不断启发我对哲学体系的思考)。进入21世纪后,我才把时间和精力转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上来。我深知,我个人无法也无力单独完成这一哲学体系的建设工作,因此,我与观点相同的学者共同开始了这项研究。

黄枬森先生还说道:“众所周知,哲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学术争鸣,是在改革开放,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后才活跃起来的,我在关注并参与一次次重大的学术争鸣的时候就深深感到,仅仅通过对不正确观点的论辩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正面来发展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作为一门科学建立起来,才能真正驳倒错误的观点,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人民所信服。我之所以谈了我这几十年来的思想过程,不外是想强调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第三,马克思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是根本推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而是在分析和评价它的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按照构建科学体系的原则吸收时代精神、科学研究、哲学研究所提供的丰富的营养,使之更加完整、更加真实、更加严密;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绝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业,而是集体的事业,必须组成强有力的学术团队,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共同完成。”

关于哲学是否能成为科学,黄先生认为,哲学能够成为科学,也应该成为科学。在201232日的“马克思哲学观”讲座中他论述了这样几个理由:

首先,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全世界公认的,学科理应都能成为科学。学科就是关于某一个范围的知识,有明确的对象。为什么有些学科没能成为科学,因为里面的知识比较混乱。当知识比较纯粹,错误的排除出去,而且构成体系时,科学就出现了。他认为哲学也会有这一天,因为哲学与人类科学史、认识史是一致的,是随着认识史、科学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他说,“我有这个信心,当然哲学成为科学会困难些,时间长一些,因为哲学太抽象,其他科学没有这么抽象,而且牵扯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往往难以成为科学,哲学恰恰牵扯意识形态,得不到公认不足为奇,但是这个问题终归要解决”。 黄枬森先生论述了哲学成为科学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它就是研究整体,研究一般。其二,要有许多原理,而且这些原理要有真实的内容。其三,要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或科学体系。一个科学形态或一个科学体系应该在三个方面比较成功,令人满意:一是它的内容是真实的,是正确的;二是要完整,必要的原理和部分都要有;三是要严密,有逻辑联系,彼此之间联系密切。这三点哲学都有,但都很不足,有很多缺点,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了,将有助于解决对许多问题的争论。他说,“我一直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比较活跃、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最后都归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形态、科学体系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用一种科学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个科学愈真实,愈完整,愈严密,效果就愈大,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就愈有力。如果这门科学有的对,有的错,甚至自相矛盾,怎么指导实践?这是个关键问题,对哲学建设和运用都有重要意义”。

第二,众多哲学家都在努力把哲学变成科学,但是都失败了。他们吸收了很多哲学理论,但不能达成一致,至少这些哲学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真理,很少有哲学家说我就是胡说八道,每一个哲学家都希望自己的哲学能够成为正确的原理和法则,所以说把哲学变成科学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但还没有成功。

第三,哲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明确,为它成为一门科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古代的一个时期哲学研究的对象无所不包,但现在哲学研究的是最整体、最一般的东西,这个最一般全面的东西,也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但是这个对象不是脱离现象的,而是从现象来的。哲学对象的明确与否是影响一门学科能否成为科学的重要因素,如果对象都不明确的话,那就很难成为科学。现在哲学研究的对象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化慢慢地已经明确起来了,这就为哲学成为一门科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第四,哲学作为对事物的整体研究和一般研究来自现实世界,来自我们的实践,这一点是有充分的基础和根据的。胡适从前写过文章,认为“真不真”、“科学不科学”这些问题是研究不清楚的,关键是“有用没有用”。大家都知道实证主义也是讲这个道理。这种终极的原理、终极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是科学的思想。科学不问你这些问题,科学只问你实证的问题,只有实证的问题才是科学的问题。康德有一个“二律背反”理论,就是说哲学原理,一般的原理,真理性原理都是有两个相反的结论,都是可以证明的,所以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哲学史上几千年的努力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实证主义提出结束形而上学,也就是否定形而上学。黄枬森先生说,“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办法还是实践,实践就是它最后的根据。但是,这里说的实践不是一个人的实践,而是一个时代的实践,自主的实践,是几千年整个人类的实践,是整个科学的证明。人类思想的发展只能用实践来证明,还需要人们的生活来证明。关键问题是不要把这些终极的原理、一般的哲学原理绝对化,它们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没有终极的、绝对的原理,但只要是有充分的实践根据的我们就肯定它。哲学既是思辨的,也是实证的,科学也是这样,既需要思辨也需要实证,不能把思辨和实证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第五,哲学是对科学体系的概括总结,但它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脱离科学的东西,而是科学,哲学只是科学体系中的普通一员。它应该是一门科学,也能够成为一门科学。

黄枬森先生认为,哲学绝不能脱离哲学史,但这并不等于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不能成为科学。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科学的观念,那时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这个哲学家的哲学,那个哲学家的哲学。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哲学史、各种哲学史都是哲学家哲学思想的介绍和评论,中间有些是哲学流派的介绍和评论,哲学史的实质还是要写哲学思想的发展、写哲学史的发展,但在过去,就没有一本书是按哲学思想的发展来写的,都是写人、写流派。哲学史应该是哲学这门学科从非科学转变为科学的历史,应该写出它怎样由非科学的状态而转变为科学的。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形态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得具体一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里面所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60多年来中国哲学界一直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围绕这个问题有过热烈的争论。文革结束后,类似的讨论再度发生,黄枬森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他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解析为两个层次,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问题,另一个是一般哲学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问题。黄枬森先生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问题比较容易谈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世界观,是一门科学。目前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与之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只承认他的学术性、科学性,而否定他的政治性。其次,人们在讨论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时,往往将二者割裂开来,将问题推向两个相反的极端。要么是一些学者只研究学问,而从不关心政治;要么就是所谓的政客研究哲学,只是为他的政治服务。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境遇来看,主要的极端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黄先生认为,在处理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这个问题时,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要弄清楚两方面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能用一方否定另一方。他说,“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人们往往过分强调政治性而否定科学性,往往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没有注意到学术性和政治性原本是应该结合起来的。学术追求真理、纠正谬误,判断的标准是‘真假’和‘是非’,探求的是客观世界内在的规律性;政治则主要关注利益,以政治目标能否实现来论成败,重视的是‘利益’和‘好处’。所以学术性和政治性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实现相互推动,防止片面化、极端化,避免无限地突出一方,因为二者不可偏废。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人们认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而最高的政治就是领导人的观点和意见。如果坚持这种主张,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就被抹杀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当作学术来研究,而抹杀其政治性。”“单纯地用政治性来领导学术性,必然造成科学性的丧失和学术研究的失败。”“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讲,我认为科学性和政治性是可以结合的,而且应当相互结合。不过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科学性和政治性毕竟有差别。这样就难免出现一些矛盾。出现矛盾的时候怎么处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不讲’,在思想上坚持理论的正确性和独立性,但是不公开发表,保留自己的意见。采用这种方式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能够缓解问题的矛盾。不说不合适的话,但是仍然坚持思想的独立性。”     

黄枬森先生曾经给我讲起,1958年因在“反右”时说了一些话,组织上给他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1959年春北京大学认为当时的处理过轻,又改为开除党籍。黄先生对此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当时是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党的会议上与党员同志交流思想,归纳总结北京大学的所谓“右派言论”,认为有些观点是有价值的,属于在内部发表意见,没有到党外讲,也没有公开发表。党章上明确规定党员有这个权利,为什么要处分我?而上级认为党章是适用于正常情况的,“反右”时期是非常时期,暂时不适用上述规定。这没有道理,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承认错误,进行检讨。当然,文革以后问题也完全澄清了。1978年,在被开除党籍19年以后,未经申诉和讨论,处分就被取消了,也恢复了党籍,并连续计算党龄。记得几年前当我向他询问这件事情时,他拄着拐杖,站在自家楼前,有些激动地对我说,“我当年的言论至今也没有错!”现在的环境比较宽松了,大家不再需要有这方面的顾虑。现在的问题是,总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而不是学术、不是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为政治服务的。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许多科学真理,比如,唯物主义就完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不仅仅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是符合客观事实、符合客观规律的。

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不是斯大林哲学

201232日下午,黄枬森先生在主讲马克思哲学观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不是斯大林哲学,是不是斯大林的体系问题。他说,我清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体系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哲学家创立的,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在长期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起码经历了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也是当时时代的反映。苏联哲学家三十年代初的那个哲学体系,不是斯大林体系,当然斯大林是赞成这个体系的,但它不是斯大林创立的。    

黄枬森先生回忆说,“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启蒙老师是艾思奇、潘梓年,还有苏联哲学家。三十年代初期我看过苏联学者写的《新哲学大纲》一书,可以来辨明这个体系。当时苏联哲学家的这些书,很快就翻译过来了,我看过一些。我最初感兴趣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的《大众哲学》根据的也是苏联哲学家的研究著作写出的,而不是根据斯大林的‘四章二节’,当时没有‘四章二节’,‘四章二节’是1938年才出来的。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篇哲学文章,叫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完全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大家可以看看。解放前,我见过《联共(布)党史》,其中有‘四章二节’,但是大家当时都不太理解。因为它不过是在苏共党史中对共产党世界观的简单叙述,我们没有当回事。可以说,解放以前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尽管他的政治影响很大,但他的哲学没什么影响,没有人专门讲他的哲学研究”。

“四章二节”体系在中国流行是在解放以后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协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来了几十、上百名苏联专家,那时没有哲学教研室时,也没有马列基础理论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基础课就是讲“四章二节”,最根本的就是讲斯大林基础。当时在苏联已经开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苏联后来的教科书都按照斯大林的体系编写,这个体系同时也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体系,其实就是把苏联哲学家三十年代的体系加以简化,可以说许多地方是做根本性的过滤或者是删除,尤其是基本原理都有改动,不讲统一,只讲对立。但是斯大林1953年就逝世了,1956年赫鲁晓夫作报告后,斯大林就被打倒了,所以斯大林这个体系中国就再也没有采用了。原来的那个体系,当然也做了些改变。黄先生说,“这个事件回过来看非常奇怪,就是中国很多学者,年轻学者,甚至包括一些年老的学者,异口同声的就说,二十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斯大林创建的,我对此很不理解,我觉得这个事实不是这样的。我是1951年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当时我已经30岁了,我已经在三十年代接受过苏联原来哲学体系的影响,我熟悉这是哪个体系。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大致学的就是斯大林的体系。当时我们研究班里有很多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也来参加这个研讨班,学的就是“四章二节”斯大林哲学。学了以后就按照斯大林体系讲,一直就教授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当年二十多岁的人,到九十年代,也是六七十岁的老专家了,也这么讲,那么更年轻一点的,都是这些老专家的学生当然也这么讲,就有了误解的发生。” 最近理论界有很多观点,有人批判辩证唯物主义,说辩证唯物主义是斯大林体系,是斯大林极左路线的思想基础,这一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极大的误解。   

在“马克思哲学观”的讲座上,黄先生做了两个小时的系统发言,条分缕析地给我们阐述了他长期思考的几个哲学基础问题,同时他也把自己70多年的学术经历,特别是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段学术经历仔细回顾了一下。为了这次讲座,黄先生做了非常充分细致的案头准备工作。我当时就感觉到黄先生似乎在拼尽力气,在他有生之年用他的亲身经历澄清学术史实。他当时已患前列腺癌近10年,身体健康指标均在下滑,长时间讲课几乎未喝水,他的病情使他外出活动时不敢多喝水,怕带来去卫生间的不便。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堂课,他在公开场合给我们留下了学术嘱托,这就是要依据历史和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和发展。

在黄枬森先生生命的最后岁月,有这样几个场景让人终生难忘。2011826日,黄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出版座谈会上说,“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争论,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延续至今。从最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要不要彻底摒弃,后来就集中到辩证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推不翻的,因为它的建立不仅有几千年人类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传统哲学中的科学因素作为自己思想资源,而且有作为人类实践经验总结和概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基础,经受住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检验。有人说,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由于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导思想,然而事实却是刚刚相反,苏联的失败,恰恰是由于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猖獗。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不能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而另辟蹊径。应当按照建设科学体系的要求来分析和评价它的是非曲直,要根据时代发展来改进它,使它更加完整、更加真实、更加严密。”

20111129日,适逢黄枬森先生九十华诞。这一天虽是冬日,却无严寒,由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国人学学会、北京大学哲学系、21世纪哲学创新论坛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研讨会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黄枬森文集》首发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在研讨会开幕式上,黄枬森先生以其清晰敏捷的思维,平缓的语速作了主旨报告。他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其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强,中国难以成为文化强国。哲学工作者应该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高校的哲学教师则应以哲学的学科建设作为我国哲学自强的突破口,要研究基本理论和解决现实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而言,当前仍旧存在一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诸如哲学的性质、哲学是否是科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否是马克思的哲学等。他提出,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唯物主义有信心,继续研究它,提高其科学性,丰富发展其理论体系。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经典根据、实践根据、科学根据的。对于这种有充分根据的东西,我们要有自信。没有自信,就不可能有自强,永远跟着别人跑,不可能跑出一个哲学强国。

此文依据黄枬森先生2011-2012年参加的几次学术讨论会讲话录音整理成文,尽量保留了黄枬森先生的文字风格和叙事逻辑,同时参照了他生前公开发表并经他本人审读过的两篇文章,目的是客观、真实地呈现黄枬森先生晚年所秉承的学术理念和理论逻辑。他是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解重大学术问题,他的观点是他长期深入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受某种政治倾向左右,这正是他在中国哲坛长生不老,倍受尊敬的缘由。黄枬森先生以其毕生精力在知识和信仰的交汇处始终如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怨无悔,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崇高的典范。 

感谢北京大学通讯员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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