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其洪: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的重新解读

[日期:2014-04-03]   来源:经典与当代  作者:经典与当代   阅读:314[字体: ]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的重新解读

黄其洪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对笔记本I的原文进行正式解读之前,有必要预先就我的解读顺序做一个简要的说明:笔记本I总共包括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分别对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等论域的理论所做的摘要和评述,第四部分是马克思在前面三个部分的基础上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的总的分析,可以说,第四部分是马克思对前三部分的总结和深化,也可以说,第四部分是笔记本I的精华之所在,因此如果我们预先把第四部分的内容了解之后将有利于我们了解前三部分的内容,所以我们对笔记本I的解读将采用如下的顺序——先解读第四部分,再依次解读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
一、对第1段—第10段的解读
中文笔记本I“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第1段至第10段是对马克思的德文手稿第XXII的翻译,这一部分内容既和此前部分的内容有较大差异,又和此后部分的内容有所不同,再加上整个“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的内容极为丰富,要想在较短的篇幅内完成对整个“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的详细解读几乎不可能,因此,我把第1段至第10段作为一个单元进行单独解读,就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策略。
在第一段正文中,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的前提出发,使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和它的规律,对当时的经济事实做了一个描述:“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 。并由此推出了一个结论:“资本家和地租所有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的阶级和无产者的阶级” 。在描述这个事实和推出这个结论之前,马克思强调了一点,承认私有财产的现成性和合法性是导致这些现象和结论的原因。关于马克思在这里推出的这个结论我们有必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即这个结论从1844年形成之后就一直伴随着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命题。虽然在1844年的时候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他已经看到在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前面,具体的利益形式的分化和职业的分化并不像以往显得那么重要,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独特性在于,整个社会只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而其它的阶级或快或慢的推入这两个阶级中,而这与以往的阶级是不同的,因为以往的阶级社会包含若干个阶级(或等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更为清晰,在那里他明确的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贫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拥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当马克思在1844年推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主要还是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现象的描述,而马克思在1848年再次提到相同的结论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而是一种基于科学的理论前提而推出的一种本质性的结论。我们确实应该意识到这大致相同的结论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平台的不同,而不要将二者完全混为一谈。
在正文的第二、三和四段中,马克思重点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家解释经济现象三个基本缺陷:一是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当成现成性的事实来看待,既不去分析私有财产出现的原因,又不去分析私有财产的本质;二是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的事实奠基于一种抽象的永恒的人性,从而把当下的私有财产的事实看成为永恒的合理的状态而不去反思这种状态可能具有的不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三是国民经济学家缺乏总体性的眼光,往往把经济总体的各个要素当做孤立的事实来看待,从而看不到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运动。马克思认为要克服这三大缺陷,“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在这里首次出现了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内容中的 “异化”概念。关于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内容我们还将在后面详细地展示,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一些必要的线索。据我们所知,异化概念最早是在卢梭的著作中出现,后来在赫德尔和费希特的著作中也出现了,但是和马克思这里的“异化”概念直接相关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正文,有必要在这里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三人的异化概念做一点比较分析。
在黑格尔那里,“异化”、“外化”和“对象化”这三个概念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往往被黑格尔随意地交换使用,指的都是绝对精神或者它的某个环节由内向外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运动中,内在的东西打破了自身的界限,设定了一个外在于自身的他者。在黑格尔那里,虽然这三个概念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这种设定他者的行为却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绝对精神或者它的某个环节可以在他者中发现自己,通过自我意识这一中介回到自身,当然这一返回是一种推进,一种向更深意义上的回归,黑格尔把这种意义的异化、外化或对象化叫做绝对精神的现实化;二是绝对精神或者它的某个环节没有在它的对方中发现自己,只是发现了对方与自己的不同从而无法返回到自身,黑格尔把这种意义的异化、外化或对象化叫做绝对精神的非现实化。因此,虽然在黑格尔这里,“异化”、“外化”和“对象化”这三个概念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是却有绝对精神的现实化和非现实化的区分。马克思在本部分的第八和第九段中将要用到“现实化”和“非现实化”的概念。与黑格尔不同的是,费尔巴哈在使用“异化”、“外化”和“对象化”等概念时主要是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几乎没有中性的含义,也就是说,在费尔巴哈那里只有“非现实化”的异化,而没有“现实化”的异化。马克思对这三个词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既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又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和二者都有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使用“对象化”这个词的时候是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既可能在对象中实现自己,也可能在对象中丧失自己,因而对象化包含了黑格尔所说的现实化和非现实化两种情况;在多数情况下,马克思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异化和外化的,也就是说,指的是那种非现实化的对象化活动,但是在个别情况下,马克思在异化和外化之间也是有所区分的,在区分的意义上,异化指的是非现实化的对象化活动,这一点与费尔巴哈是一致的,而外化却可能指的是现实化的对象化活动。当然,在马克思这里,除了异化、外化和对象化之外,他还经常用到另外一个词,即“对象性”。马克思在使用“对象性”这个词的时候,并不存在主客体关系,也不存在内和外的差别,它指的是两个主体或两个客体之间互为对象的关系。因而,这种对象性关系是一种静止的关系,这里不存在着由内向外的运动。而无论是异化、外化还是对象化,都存在由内向外的运动过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主客体关系。在区分的意义上,对象化这一范畴包含了异化和现实化的对象化两种情况,而当外化和对象化都指的是现实化的对象化的时候,对象化一词强调主体方面,而外化相对而言强调的是客体方面。
当我们了解了马克思这一时期使用异化概念的独特性之后,我们可以接着解读下面的文字,在第五段正文中,马克思还是在重复第二、三、四段的主题,去揭示国民经济学家说明经济事实的那些缺陷,唯一有点新意的是,他将这种缺陷与神学家说明恶的起源的缺陷做了一个类比。在完成对国民经济学家说明经济事实的缺陷的揭示之后,马克思转入了这一部分的主题,即从第六段开始,他力图从异化、外化和对象化等视角出发去揭示当前的经济事实中所隐藏着的本质现象。在第七段正文中,马克思重复了在第一段正文中由经济学家所发现的经济事实,只不过叙述方式发生了改变,他强调了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在第八段正文中,马克思把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这个本质直接揭示出来,他用下面这个命题来表达:“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
在第九段正文中,马克思对工人的非现实化的状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强调不仅劳动对象不归工人直接占有,就连工人的劳动自身也不归工人直接占有,工人要想占有劳动对象和自己的劳动,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依赖于资本家对自己的雇佣关系的发生,当雇佣关系不能发生的时候,工人只能饿死。而为了雇佣关系发生,工人必须通过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具备相应的技能,使自己成为能够促使资本增值的工具,一旦不能成为这样的工具,雇佣关系就会解体,工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象和自身的劳动的占有就将结束,而下一次的雇佣关系什么时候发生,不完全取决于工人,而取决于市场需求,取决于自己的技能是否和资本的要求相符合。所以,马克思说,“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在第十段正文中,马克思将在第八段中已经提示到的本质进一步用更规范的语言来界定,认为从国民经济学家所看到的经济事实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定,即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 ,并在这个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的越多,自己就越贫困。最后,由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过渡到对工人的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表现形式的分析,也就是说,马克思发现仅仅看到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这还不够深刻,还不够根本,还应该深入到对工人的对象化活动本身进行分析,一旦深入到这一层面,马克思发现工人的贫困还有更深层的表现:“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由此,马克思自然地过渡到下一部分的写作。
总之,在这十段中,马克思首先利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和规律发现了工人阶级降低为商品,工人的贫困和他的商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资本家和地租所有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等现象。从这些现象中,马克思退出了一个结论:在他那个时代,这个社会必然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无产的工人阶级。接着,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家也看到这些事实,但是他们把这些事实当作现存的事件接受下来,并不去反思这些事实出现的原因,也不去思考这些事实的本质,而是在承认这些事实的前提下去提炼一些所谓的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作为永恒的公式固定下来。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的这种做法只是描述了这些事实,却不能理解和说明这些事实,这种做法会导致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危险。与此相对,马克思认为这些事实本身并不是人道的,我们应该去反思这全部异化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的联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当作事实接受下来,而是应该去反思这些事实所隐含的本质。当然国民经济学家所看到的事实并不仅仅反应了工人的贫困化和异化,他们更看到了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以及经济组织的效率化,而这些内容都是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的。这说明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时与国民经济学家的解释学意识是有明显不同的,这种解释学意识可能是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和赫斯等人影响的结果。
在这一部分文字中,马克思紧紧抓住了工人的异化和贫困化的问题展开分析。马克思在这种解释学意识的规范下,把国民经济学家已发现的工人贫困化的事实表述如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和产品的力量越大他就越贫困;工人生产的商品的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工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和工人。且是按照他生产商品的一般比例生产的。在转换这种表述以后,马克思强调了工人劳动的异化特征,并把这种异化作为这些经济事实的原因提出。在这一部分中强调了工人异化的两个表现:①工人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并不是工人自己选择的,因而这个对象化的过程是工人真实对象的丧失;②作为工人对象化活动的结果的劳动产品并不归工人支配和控制,为了获取这个劳动产品,工人要付出更多的生命活动,因而劳动产品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在工人之外存在着。这两个表现使得工人劳动现实化就是工人的非现实化,工人生命力付出得越多,他丧失得也就越多。在这一部分文字中还潜在的隐含了劳动异化一定会产生一个不属于工人的非工人以及工人与非工人的关系的观点。如果我们把非工人对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叫做私有财产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马克思肯定了在逻辑的意义上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对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重视。
二、对第11段—第24段的解读
本部分的第11段—第24段是对马克思的德文手稿原文第XXIII页的翻译。它在内容上既与本部分的第1段—第10段有区别,又和后面的内容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将这一部分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解读。
第11段正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段落,它表明马克思此后分析的重点从讨论工人在劳动产品中的异化转向讨论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本身,马克思把这种异化叫做工人的“自我异化”,与此相对,把工人在劳动产品中的异化叫做“物的异化” 。在第12、13、14和15这四段正文中,马克思重点分析了两个要点:一是在工人的生产和生活中有一种自然的优先性原则,也就是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不仅不能够创造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而且也不能创造自己的生活资料从而无法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这就意味着,马克思看到了人的肉体存在对于人的总体生存的基础地位;二是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不能直接去占有外部世界和感性的自然界,他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的复杂中介才可能完成,而这些中介只有资本才能够给工人提供。因此,当工人无法成为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的时候,工人将失去他对于感性自然界的占有,也就是说,工人首先必须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才能够得到工作,其次只有在得到工作之后他才能得到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所以,马克思说,“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人才能使工人” ,这就是说,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意义也仅仅在于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肉体生存之外的意义在这种劳动中体现不出来。从这两个要点中,我们不难发现,肉体概念成为马克思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因为肉体既是坚持自然的优先性原则的基础(正因为人是一种肉体的存在,所以必须和自然进行不断地物质交换),又是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遭到异化的基础(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使自己的劳动对象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对象),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到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还会发现,关注肉体还是马克思提出实践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尽管马克思不像学院派的哲学家那样对肉体概念进行专门的界定,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在此后的写作中固定下来,但是马克思对肉体的关注确实为他超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打下了基础。当然在1844年的时候,马克思对肉体的关注特别是将肉体看作是人的存在的基础这样的观念确实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实际上在费尔巴哈那里,实证的自然主义和实证的人道主义都汇集到“人是一种肉体的和感性的存在”这一命题上。
在第16段正文中,马克思再次利用国民经济学家的术语对工人的异化现实做了描述,他的表述如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第7段正文中有过类似的表述,在那里,他这样写道:“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对比这两段文字,我们很容易发现,尽管它们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所处的异化现实的描述,但是第7段的描述强调的是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力量的弱化,而第16段强调的是工人在劳动中越来越畸形化,越来越成为自然的奴隶。也就是说,同样是对异化现实的描述,第7段在表述上已经倾向于去刻画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异化,这为此后马克思分析这种物的异化提供了基础;而第16段在表述上已经倾向于去刻画工人同自身的对象化活动的异化,这为后面将要出现的对工人的自我异化的分析奠定了基础。另外,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部分文字中,一开始马克思就去分析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为后面导引出工人同自己的对象化活动的异化奠定基础。因为正是由于工人在具体的对象化活动中所面对的对象并不是他自由选择的对象,这才造成了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问题,而在资本中介的条件下,人无法直接面对自然界,人的劳动对象只能靠资本来提供,而资本有它自身的逻辑,资本并不受工人的支配,因此工人无法自由地占有自己的对象,从而造成了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
在第17段正文中,马克思揭示出国民经济学家对工人贫困化的描述掩盖了工人自我异化的事实,并用异化概念重构了工人贫困化的事实。在第18段正文中,马克思强调了两个要点,一是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说,工人在劳动产品中的异化是以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为原因的;二是非工人对劳动产品和劳动的关系是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劳动关系的结果,特别是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异化的结果。在第19段正文中,马克思强调,虽然在前面考察了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但是还没有考察工人在生产活动中发生的异化问题,既然工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是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异化的原因,那么就必须对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进行描述和分析。
从第20段开始一直到第24段,马克思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的表现。他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工人在异化的对象化活动中不是在肯定自己而是在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劳动时感到不舒畅,而在不劳动时感到舒畅;二是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的劳动,它并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被迫的,也就是说,这种劳动并不是工人的目的,而仅仅是维持工人及其家人的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三是一旦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停止,工人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四是在这种劳动中,工人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在这种活动中他感受到的是自身的丧失。毫无疑问,马克思对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的描述,既建立在一种理想的劳动概念的基础上(这种理想的劳动概念强调劳动应该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自由对象化,在劳动中,劳动者应该感受到自我的肯定而不是否定),又建立在一种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的时代,作为实证科学的心理学还没有建立起来,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能够知道后来的心理学方面的成果,他对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自我异化的分析将更加的详细和深入。后来的马尔库塞、弗洛姆和赖希等人正是因为从实证心理学中吸取积极成果才能够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发扬光大。对这一派人物的理论我们今天还是应该高度重视,这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以及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异化现实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长期以来,这一派理论在中国理论界遭到忽视,这种情况必须尽快得到改变。
在详细描述了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的四种表现之后,马克思强调在这种异化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颠倒:“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就成为动物的东西” 。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理想的“人”的概念,而这里的人是作为“类”的人而存在的,也就是说,类生活才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而劳动应该体现人的类生活和类本性,但是在异化状态下,劳动无法体现人的类生活和类本性,只能成为维持人的动物式的肉体生存的手段。通过对这一颠倒的分析,实际上马克思已经开始暗示出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从而为后面马克思详细分析工人与自己的类本性的异化打下了基础。由此马克思自然地过渡到下一部分的内容。从马克思这种写作风格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在思维逻辑的训练方面带有明显的黑格尔的印迹。黑格尔特别强调从上一个逻辑环节向下一个逻辑环节过渡的必然性,而马克思在这一文本的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体现了这一点。
最后,需要对第24段正文中提到的“自我异化”和“物的异化”这两个概念做一点说明。这里的“自我异化”指的是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物的异化”指的是工人在劳动产品中的异化,二者都是异化劳动的变现形式,属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在马克思后面的行文中,特别是在1846年之后的文本中,还会出现“物化”这个词。我们千万不要将“异化”和“物化”等同起来,这二者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现象,但是,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异化”强调是人和对象的关系,不管这个对象是外界的物还是自己的对象化活动,亦或是自己的生命活动整体或者他人,这里存在着主客体关系;“物化”却并不强调主客体关系,而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在这种交互主体性中,主观的心理分析已经失去意义,而客观的历史条件起着支配作用。从“异化”走向“物化”实际上是从主体性范式走向交互主体性范式的表现,也从主观的心理分析走向客观的历史分析的必要的环节。以往人们在解读第24段正文时,往往会将这里的“物的异化”概念误认为是“物化”,并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首次提出“物化”概念。我认为这是一种基本的误判,如果我们不能将这里的“物的异化”同后来马克思提到的“物化”区别开来,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理论价值,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后来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表达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达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理论异质性。
三、对第25段—第40段的解读
笔记本I“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按照内容的相对区分和马克思本人的编码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小的单元:第1段—第10段是第一单元,重点讨论工人在劳动产品中的异化;第11段—第24段是第二单元,重点讨论工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异化;我们即将解读的这一部分是第三单元,它是对马克思的德文手稿原文第XXIV页的翻译,重点讨论工人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从41段开始,一直到本部分结束,马克思重点讨论的是非工人的异化以及非工人的异化与工人的异化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第四单元。在前面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的解读,现在我们开始解读第三单元。
    第25段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段落,它表明了这一部分文字主题的转化,它强调在接下来的文字中马克思将要从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请注意这里的措辞,马克思强调的是从前面两个规定推出第三个规定,因而,这里存在一种逻辑的必然性,也就是说,第三个规定并不是和前两个规定无关的规定,它是内在的隐含在前两个规定之中,现在的任务只是将它从潜在的不被人关注的状态提示出来,让它获得人们的关注,这是典型的黑格尔手法,一种严格的内在必然性的书写风格。
    第26段是整个推论的大前提,它强调在理想的意义上人是一种类存在物,而这就意味着,“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着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当着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己当着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这一表述极为复杂,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人在实践上把其他物的类作为自己的对象,因而,人在和其他物发生实践关系的时候不是停留在单纯个别性的层次上,以一种偶然性的方式和对象发生实践关系,人和对象的实践关系具有一种普遍性和稳定性,在面对同一种对象的不同个体的时候会采取大致相同的方式;二、人在理论上把其他物的类作为自己的对象,人与对象之间发生理论关系时也不是囿于个体性而言的,人是通过抽象和知性的能力以普遍性的方式和对象发生理论关系的,这种抽象和知性一方面会造成对象世界的自我分化,另一方面这种自我分化又是以对象世界的一体存在为前提的;三、由于人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对象世界是自然,因而当马克思强调人是以类的方式和对象发生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时就意味着人具有一种对自然加以抽象区分又加以统一的能力,所以,人以类的方式面对对象实际上是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又相互区分的关系;四、人不仅以类的方式在实践中面对对象世界特别是自然世界,而且人在实践上还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一种普遍的类来对待,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人的每一个当下的个别的生命行为都是在普遍的社会联系中进行的,另一方面每个个体都要以普遍性的社会规则来限制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普遍性的行为结构,这是以承认他人的类本性为前提的;五、不仅如此,人还在理论上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一种普遍的类来对待,这就意味着人是在一种普遍性的价值世界中进行选择,通过对自己生命的反思来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是以承认自己的类本性为前提的;六、正因如此,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以普遍性和类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生命活动,从而也是以类的方式面对他人的生命活动,这就意味着理想意义的人的存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存在,而是具有普遍行为结构、在普遍的社会规范下的有普遍性意义引导的类存在,这种类存在要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团结和友爱,追求彼此之间的协作和共享,通过这种普遍性的方式每个人都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不是抽象的自由。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对人的理想意义的存在方式的界定,同费尔巴哈的类哲学有很多类似之处,不仅使用了相同的术语(比如“类存在物”、“实践”、“理论”、“普遍”和“自由”等词),而且叙述的角度也基本相同,以至于马克思本人在这里并没有去强调他和费尔巴哈的区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毫无分别,关于其分别我们将在后面适当的场合讲到,现在暂时撇开不谈。
    第27段是对第26段文字中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部分的进一步展开,主要强调了人如何以类的方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面对自然。“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换言之,在理论上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在实践上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这一切是以承认自然对人的先在性以及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为前提的,而这种前提设定必然导致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社会—自然有机体的建立。因此,在理想的意义上,人如果是以类的方式面对自然,就意味着人要成为社会—自然有机体的一个自觉的成员,去努力维护而不是破坏这个有机体。当然,马克思在这一段文字中谈论的“自然”指的是人之外的自然,不包括人的肉体这种特殊的自然存在。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方法内化到人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中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将促使我们去关注人自身的自然属性与自身的精神属性(或者说社会属性)如果和谐统一的问题,用一种大家容易理解的表述就是关注在人的现实活动中人的肉体因素与精神因素如何协调运作的问题。只可惜,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化到人自身内部肉体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的关系中去,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此时思想中的一个遗憾。
    更为有趣的是,在第28和29段文字中马克思话锋一转,在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直接由27段对人与外在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转向了对人在现实活动中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这确实有些突兀,有些跳跃,尽管这种跳跃有它的道理,但是,还是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某种不成熟性。在第28和29段文字中,马克思强调在理想的意义上人的肉体因素应该和人的精神因素在现实活动中协调运作,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二者之间不仅没有协调运作,反而出现了根本的分裂。在异化劳动中,肉体是按照一种外在于人的原则来运作,这种原则是由资本提供的,对于劳动者来说,这种原则完全是一种强迫。在这种强迫下,劳动者的自由的精神因素是完全缺位的,如果说还需要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支撑的话,这种精神所指的内容完全不是劳动者自己选择的,因而不属于自由的精神活动,不属于它的类生活。劳动者之所以要接受这种强迫,是因为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维持自己的肉体存在。本来肉体存在只是一种手段,自由的精神生活才是目的,但是,在异化劳动中,自由的精神生活完全缺位,精神的某些功能比如知性、想象和自我控制等等反而成为维持肉体存在的手段,维持肉体存在却成为了目的。这就使人自身的肉体因素和精神因素在现实的活动中出现了分裂和颠倒。正如马克思所言:“异化劳动,……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这实际上才是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中关于人与类生活相异化的第一个表现时的重点,也就是说分析人与外在自然关系的异化并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分析人与内在自然关系的异化,即分析人自身内部肉体因素与精神因素关系的异化。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的原因是在他那个时代,尽管在异化劳动中已经包含了人与外在自然相异化的问题,但是环境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与人与外在自然的异化给人带来的危害相比,人自身内在的肉体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异化给人带来的危害要明显得多,突出得多,所以,马克思关注了后者而不是前者。但是,马克思既然在第27段文字中分析了人与外在自然相异化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在1844年的时候确实已经有了生态和环保的意识,对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忽视了。后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它的文本根据,福斯特和James O’Connor等人最为关注的文本恰恰就是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文字。
    在完成对人与自然(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关系及其异化形式的分析之后,在第30段文字中,马克思把分析的重点转向了对人与自身的生命活动的关系的分析。他强调在理想的和本然的意义上,“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 。换言之,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异就在于他不会让自己仅仅沉陷在自己偶然遭遇到的生活情境之中,既不会沉陷于他遭遇到的个别对象之中,也不会让自己沉陷到既定的生活模式之中,他要以自己的尺度去改造对象,要以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方式去设计和筹划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改造中,这种筹划和设计中,人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对象化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由在这种活动中得到了实现,这也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又一个基本的表现。但是在异化劳动中,这种关系颠倒了,人的有意识的生活仅仅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肉体的生存反而变成了目的。这样,人既无法按照自己的尺度去改造对象,也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模式,自由在外在的客观的规定中完全沦丧了。
    在第31段和32段文字中,马克思对第30段中提到的两种能动性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可以看作是对第30段文字的补充说明。在第31段马克思强调人能动地控制自己的生命活动包括了能动地控制自己面对自然对象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普遍性的方式面对个别对象,也就是说,人可以了解到自然对象种的尺度和规律,既可以超越偶然环境的局限以普遍性的方式面对某一种自然对象,又可以不囿于某一种自然对象而与各种自然对象打交道;二是把自己内在的尺度特别是美的尺度应用到对自然对象的改造上。所以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应用到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换言之,在人对自己面对自然对象的生命活动的控制中,体现了人的规律性、超越性和审美性,这是人的普遍性和自由的重要体现。过去人们在理解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往往强调人的劳动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理解和表述固然没有错,但是,确实不够具体、全面和真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人的劳动中审美的维度,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去讨论这种审美的维度的具体内容,这就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讨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实际上最主要的文本根据就在这31段文字里。如果我们深入反思就会发现,在劳动中的审美维度的来源确实与人对自己生活模式的选择有关,也就是说,同人对生命意义的寻求有关。按理来说,如果马克思完全顺着第30段开启的思路就应该进一步去分析这种审美维度,并进而分析在人寻求自己生命意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但是,马克思在第32段中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去讨论人在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的问题。他认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也就是说,人在劳动中和在理论中一样,在直接的意义上不是以原始的没有被人改造的自然为对象,而是以已经人化了的自然和人为造物为对象,在直观中直观到的是人自身的对象化结果。这种对象化结果在理想的劳动条件下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实现,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但是,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却成为与人异己的控制人的对象,人失去了与这种异化的自然的自然的联系,也就失去了自己无机的身体。能动变成了被动,人对自己面对自然的行为方式的控制变成了被异己之物控制。这是人与自己的类生命、类本质相异化的又一个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在第30段提到了人对自己的生命活动进行能动控制的两种方式,但是,马克思在这里重点讨论的却是第一种能动方式,即能动地控制自己面对自然对象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即能动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意义和生活模式却在这个文本中被马克思遗忘了,甚至是故意掩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由于对宗教、形而上学和思辨哲学的反叛,具有一种理论上的虚无主义倾向。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高度警觉。实际上在海德格尔的“被抛的筹划”思想中,也谈到了这两种能动性,只不过海德格尔强调的是第二种,马克思强调的是第一种。
    第33段、第34段和第35段这三段文字是过渡性的文字,一方面再次把前面的要点提示出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正式引出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第三个和第四个规定。马克思在第36段中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表述如下:“(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仔细一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规定还是建立在“对象化活动”这一个概念的基础上,而且主要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和欲望的对象化以及伴随在这种基本生存需要和欲望中的审美维度的对象化,而不是生命意义的对象化。马克思似乎对劳动与生命意义的关联问题不感兴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第37段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表述如下:“(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从马克思对这个规定的表述来看,他似乎认为从前三个规定推出第四个规定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马克思如此肯定呢?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理由可能是这样的:既然人对自然、他人和自身都是以类的普遍的方式展开的,那么,人在面对自己的生命活动、劳动产品和类本质时发生的行为也同样适合于在面对他人的劳动产品、生命活动和类本质时的情况,因而,人的异化的前三个规定必然带来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这个方面异化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再以自由的类本质的方式发生联系,而是以一种外在于人、控制人的异己物为中介来发生关系,这种中介就是金钱。在金钱的中介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于是人由异化走向了物化。应该说,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已经潜在地隐含了物化的原则,但是,由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主要还停留在主体性的范畴中思考问题,还没有真正进入到主体间性的范畴,从而使得他无法真正摆脱对象化范畴的影响,直接提出物化的原则。虽然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中出现了“物的异化”概念,但是“物的异化”毕竟不是“物化”,它只是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意识。
    第38段、第39段和第40段都很短,都是对第37段文字的进一步演绎,演绎的结果是:“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 。这个表述从直接的意义上来看是指处于异化劳动的工人相互之间以工人具有的尺度和关系来观察对方,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已经作出了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表述指代的对象不仅仅是工人,还包括非工人,因为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明确地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处于普遍的异化之中,这里的人既包括工人又包括非工人。因此,我们可以把40段的这个结论理解为是指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一切人都处于异化之中,既包括工人,也包括非工人。那么非工人为什么也处于异化之中?非工人的异化有怎样的表现?它与工人的异化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自然又映入我们的眼帘,于是,马克思很自然地过渡到这一部分内容的第四个单元的内容。
四、对第41段—第76段的解读
    通过前三个单元的内容,马克思完成了对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异化的四种规定的描述和分析,如前所述,在第三单元的结尾处,马克思通过一个有根据的推论,开始转向对在异化劳动条件下非工人的存在形式的讨论,转向对以下的这些问题的思索:非工人是否也处于异化之中?非工人为什么也处于异化之中?非工人的异化有怎样的表现?它与工人的异化是什么关系?我们即将解读的这一部分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这一部分内容的主要线索。
    从第41段到49段,每一段文字都比较短,从内容来看都属于过渡性的段落,它们主要的意义在于引出非工人的存在。马克思是采用如下的策略来引出非工人的: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不属于他的存在,那么它究竟属于谁呢?当然属于另一个有别于工人的存在物。在西方的传统里,能发出拥有或者占据动作的只有两种存在物:一种是人,另一种是神。那么,占据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存在物是否是神呢?神从不直接占有人的劳动成果,不会直接是劳动的主人,特别是在工业发达的前提下,对神的去魅越来越明显,神的奇迹变得多余,甚至人们对神的信仰已经消解,因此,这种存在物不可能是神而只能是人。既然工人无法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那么在工人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别的人,他们虽然不直接进行异化劳动,但是却可以拥有和占据工人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将这种人叫做非工人。如果工人的劳动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异化劳动给非工人带来的应该是享受和生活的乐趣。非工人虽不参与劳动但是却享受着工人劳动的成果,尽管这种成果并不是非工人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是由异化劳动推出了非工人的存在,工人的异化劳动成为非工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经验的关系。马克思并不是从经验中直接去谈论非工人的存在,这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受黑格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亚当?斯密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坚信劳动才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体现了马克思已经具有了唯物史观的萌芽,尽管这还是很初步的萌芽。
    第50段和第51段文字是对非工人出现的必然性的进一步论证。第50段主要是从主观心理的角度去分析在工人异化劳动中必然包含对非工人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而这种主观心理实际上已经预先承认了非工人的存在。正是非工人的存在及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使得工人不得不做自己不情愿的生产活动,在这种生产活动中工人的本质力量无法自由地对象化,从而造成了这种主观上的丧失感、被奴役的感觉和不自由的感觉。第51段通过将工人在异化劳动中创造了非工人以及非工人对非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占有这种情况与基督宗教中人异化自身又受这种异化的本质统治的情况对类比的方式,从客观性的层面突出了工人在异化劳动中对非工人以及非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关系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言:“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像他使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从这一段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不仅强调了工人的异化劳动是产生非工人、非工人对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占有以及非工人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因,而且还强调了非工人对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占有同样是一种异化状态,因为非工人占有的并不是他自身劳动的产品,这种产品并不是他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总之,通过这两段的分析,不仅非工人在逻辑上出场了,而且非工人的异化本质也开始显现出来,尽管这里的显现还是比较初步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但是,经过这两段文字,在逻辑上去讨论非工人的异化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从下一段开始,马克思转向了对非工人的异化问题的讨论。
    第52段和第53段是过渡性的段落,目的在于引出下面对非工人的异化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在第53段用了如下的话来完成这种过渡:“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 。马克思把非工人对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己的占有叫作“私有财产”,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私有财产”概念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它虽然和法权意义上“私有财产”概念有内在的关联,但是不完全等同。因为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概念主要强调的是经过社会分配之后不同的人对社会产品的占有情况,它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从法权的意义来看,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或多或少占有一定的社会产品,因而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拥有私有财产。也就是说,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概念并不关心人所占有的社会产品中是否实现了占有者的本质力量的问题,它只关心人是否拥有社会产品,而不关心这个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与生产者之间的对象化关系。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私有财产”概念却恰恰关注占有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对象化关系,它强调的是非工人对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己的占有,这种占有是一个活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拥有,工人在异己的对象化活动中同时就生产出非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对于这样的“私有财产”,工人是无法占有的,只有资本家这种非工人才能占有这种“私有财产”。而在法权的意义上,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可以占有私有财产。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的意识,而是在法权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在这里的“私有财产”概念,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马克思即将在后面阐述的思想。
    正是在这样界定了“私有财产”概念之后,马克思才在第54段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换言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因为在逻辑上正是异化劳动生产了私有财产,没有工人的异化劳动就不会有资本家对异己的劳动产品的占有。在此后的第55段、第56段和第57段文字中,马克思首先简要回顾了他是怎么推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又是怎么得出第54段中有关“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结论的。其次,进一步展开了对这二者关系的讨论,深化了对这二者关系的理解。在第56段中,马克思强调:“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57段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两个连续的表述综合起来表达了以下的几层意思:一、从时间上来看,或者说对于一个具体的异化劳动来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因为正是由于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的劳动产品,而工人在没有以工资为中介的前提下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才导致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基本肉体生存,因此,私有财产的存在,或者说资本家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占有是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强迫而从事异化劳动的原因;二、从逻辑上来看,或者说从普遍的意义上来看,工人的异化劳动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的原因,因为没有工人的异化劳动就不会生产出资本家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占有,这肯定了劳动是一切价值创造之源的地位;三、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都出现之后,它们之间就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产生对方,从而促进了雇佣关系的不断再生产,但是,它们之间的这种秘密一开始还是隐藏着的,因为在资本关系还没有全面渗入社会生活之前,社会还保有大量的前资本的生产关系,在这些前资本的生产关系中充满了大量的理念的、政治的和想象的幻想,这些幻想掩盖了这个秘密;四、只有当私有财产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时,即当资本的生产关系全面渗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去之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互为因果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这种暴露的结果是使人们意识到想要在保留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克服或者超越异化劳动是行不通的,只有彻底扬弃私有财产才有可能扬弃异化劳动。
    马克思对他自己的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的自觉,他非常兴奋,以至于他把他本来应该直接讨论的非工人的异化的具体表现以及非工人的异化与工人异化的关系问题延宕下来,转而去讨论以往人们力图克服工人异化的方式,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以往的人们没有看穿这个秘密,所以,他们对异化劳动的克服都是不成功的。从第58段开始,一直到第66段都属于这个延宕的进程。由于这几段文字联系极为紧密,每一段文字又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在这里将这几段文字连起来解读,而不是简单的分段处理。在这几段文字中,马克思重点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一、国民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已经高度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了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但是,他们要么没有从对象化的角度而只从对象性的角度,要么没有去追问在对象化的活动是否实现了人的自由的类本质,从而造成了他们只关心私有财产的增长而不关心工人的死活,他们“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  。二、蒲鲁东想通过提高工资和工资平等的方式来扬弃异化,虽然这两种方式可能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有利于改善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但是, 蒲鲁东的这些方式并不是真正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因为它们是在保留了私有财产的前提下进行的。强制提高工资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即使是提高了工资也没有改变工资的本质,没有改变雇佣关系,因而也没有改变非工人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必然占有,私有财产依然存在。工资平等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实现,但是这无非是“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 而已,换言之,使异化劳动普遍化。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处于异化劳动之中,虽然不存在个别的资本家,但是整个社会却成为总的抽象的资本家。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后来的苏联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蒲鲁东工资平等的设想,所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来看仍然存在着异化,而且是异化的普遍化)。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既肯定了蒲鲁东力图克服异化的努力,但是对他采取的方式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三、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里整个的人类奴役制达到了顶峰,人类的其他的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因此,要想彻底地解放人,必须扬弃异化劳动,从而必须彻底扬弃私有财产。而这个任务只能由工人来承担,因为正是工人遭受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和严酷的压迫。工人的解放不仅仅是工人自身的解放,还是普遍的人的解放,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四、一旦我们看穿了前面所说的那个秘密,就可以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中重新理解和解释国民经济学提到的那些范畴,比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等。当然,马克思在整个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完成的。
    在这个延宕结束之后,本来以为马克思终于要去讨论非工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与工人的异化的关系问题,但是,马克思却把笔锋一转,转而去讨论如何在真正人的社会财产的意义上去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的问题。这是这一部分文字中的第二次大的转折,从第67段开始,一直到第71段,都属于这次转折。在这一部分文字中,马克思强调了这种异化劳动条件下的私有财产与真正人的社会的财产的根本对立,认为不仅需要在这种对立中而且还需要将这种私有财产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当我们有了这两重视野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在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 。这一表述由于其对术语的使用与马克思在这个文本中的一般使用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常常遭到人们的误解。我们认为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这里需要详细分析这一表述。在这里,“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可以替换为“异化劳动”,但是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在这里使用“异化劳动”而是说“在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呢?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同“异化劳动”这一术语相比,“外化劳动”更能体现占有与对象化活动的分裂,更能体现在占有行为中发生的异化,因而这一概念更适合用于对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进行讨论,更适合于这里的语境。“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这里的第一个“占有”是指法权意义上的占有,它不考察占有与对象化的关系,只考察占有与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因而,占有动作的发出者既可以是工人又可以是资本家。马克思强调工人的占有与资本家的占有虽然明显不同,但是,都属于外化劳动的表现,是雇佣关系的两种结果,这里所说的“同一种关系”指的是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下,占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人对工资的占有,马克思把这种占有叫作“外化”,这突出了劳动产品对工人的外在强制;二是资本家对资本利润的占有,马克思把这种占有叫作“异化”,这突出了劳动产品并不是资本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个人只有拥有了这种异化的私有财产他才拥有真正的公民权,这当然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评。总之,通过这几段的清理,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在异化劳动的前提下,人们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包括工人的外化占有和资本家的异化占有两种形式,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前三个单元中已经详细讨论了前一种占有方式,现在应该讨论后一种占有方式了。于是,经过两次大的转折之后,马克思终于切入到这一部分文字的主题了。
    从第72段开始,一直到第76段本文的结尾,马克思讨论的就是非工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强调了非工人的异化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首先,从非工人对劳动的关系来看,非工人不直接从事劳动,但是却直接占有工人的劳动,工人的劳动在直接的意义上是按照非工人的意愿进行的,工人劳动得越多,非工人占有得越多,所以,马克思说“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 ;其次,从非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关系来看,非工人虽然占有劳动产品,但是他所占有的劳动产品并不是他自己现实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因而,非工人对劳动产品是一种理论的态度,是一种抽象的占有;最后,从非工人对工人的关系来看,“凡是工人做的对自己不利的事情,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 ,也就是说,非工人在占有关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他通过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占有表现了自己的强大。仔细一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三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非工人占有了异己的劳动以及产品,他虽然占有着这种劳动及其产品,但是,这种劳动并不是他自身的现实的活动,因而不是他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自由的对象化,这就是非工人异化的根本表现。当然,非工人的异化除了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这一点之外,还包括另一个很重要的表现:非工人要受资本逻辑的宰制,在资本面前非工人并不自由。实际上这是非工人异化的更为深刻的表现,而且这个表现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表现的内在的原因。之所以马克思没有在这里提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在写作笔记本I的时候还主要停留在主体性的范式中,因而还主要停留在异化的范畴中,还没有上升到主体间性和物化的高度,从而也就无法深刻地体会到非工人在资本面前的异化。而物化思想的成形是在后来的“穆勒评注”中发生的,在完成“穆勒评注”之后写成的笔记本II中,马克思再来谈论非工人的异化的时候,就谈到了非工人异化的两个方面,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在这里不展开。马克思在分析完非工人的异化的三个基本特征之后,承诺要对非工人异化的这三种关系做进一步的考察,但是,笔记本I却在这里突然结束了。马克思的这个承诺在后来的笔记本II中得到了实现。
总之,在这一部分文字中,马克思首先力图从对异化概念的分析中去推出私有财产的概念。这个推论程序如下,他先回顾了自己在前三个单元的基本策略,说明自己是由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经济事实得出了异化的和外化的劳动的概念。接着,他强调在前面三个单元中,仅仅是分析了经济事实,还没有对这个经济现实进行“现实”的阐明,也就是说没有对这个经济事实在现实中的人与人关系的表现,以及异化劳动与经济制度的关系进行说明。当马克思把目光从主要涉及人与对象的关系转向人与人的关系,从一种对象化的活动转向讨论这种对象化的活动与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之后,马克思发现,必须去说明不属于工人的劳动产品应该归谁所有的问题。在前面已经谈到它属于一个异己的存在物。那么这个异己的存在物究竟是谁呢?马克思一一排除了神和自然界两种可能性。之所以排除神是因为在西方基督教的背景下神是一种超越的存在,他不可能直接占有劳动产品。因为一旦直接占有他就不再超越。之所以排除自然界的可能性是因为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具有主体性格。既然如此,他就没法发出占有这个动作。在排除了神和自然这两种可能性之后,那个占有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的异己存在物只可能是非工人的人。不过,马克思强调非工人的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占有给他带来的是享受和生活的乐趣。这种占有使非工人居于在现实层面的有利地位。在推出了非工人对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的占有之后,马克思讨论了非工人与工人的关系。他认为非工人对工人的关系,是工人对自身关系的一种中介,是使工人对自身的关系获得对象性和现实性的必要条件。所以,马克思强调通过异化劳动,工人不仅产生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产生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
在推出这种关系之后,马克思将非工人对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的占有叫做私有财产。他认为,此前的分析主要是围绕着工人以及异化劳动展开的,现在既然已经从工人推出了非工人,从异化劳动推出了私有财产,那么,就有必要从非工人和私有财产的角度去讨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为了不误解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必须将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概念同当时流行的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概念区别开来。法权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概念强调的是,一个抽象的现成性的人对一般的劳动产品以及自身能力的占有。它不去追问这个劳动产品是否是这个占有者对象化活动的结果。而马克思却强调以一个生成性的眼光看待具体的个人对劳动产品的占有。他特别发现了非工人占有的劳动及其劳动产品并不是他自身对象化行为的结果。马克思发现了这种劳动和占有的分裂,所以马克思在这里的私有财产的概念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在马克思正式进入从非工人和私有财产的角度去讨论非工人与工人、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之前,马克思还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他认为,从实践的意义上,私有财产表现为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也就是说,对具体的某个人的异化劳动来说,私有财产预先的存在是他的原因。但是,从逻辑上来看,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也就是说,对抽象的私有财产来说异化劳动是它的原因。当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都出现之后,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特别是到了私有财产发展到较高形态的时候,它一方面是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而存在。另一方面,又是异化劳动借以外化劳动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这两者的关系之后,马克思又插入了两个与此相关的话题。一是对蒲鲁东的批评。在他看来,虽然蒲鲁东提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但是,一方面蒲鲁东力图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提高工资的策略缺乏操作性,另一方面,即使通过强制手段提高了工资,也并没有改变工资的本质,并没有使工人摆脱受奴役的状态。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蒲鲁东力图实现工资平等的策略,无非是将个别的资本家消解而代之以一个抽象的资本家。这实际上会造成工人的异化的普遍化。马克思对蒲鲁东的第三点批评,实际上预示了对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马克思认为要想真正的扬弃私有财产不能通过提高工资或者工资平等的策略,而是要彻底废除工资和私有财产的对立。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取消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克思插入了第二个话题,他强调社会要从私有财产和奴役之中解放出来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实现。因为工人的解放不仅仅是工人自身的解放,而且还包含着普遍的人类解放。马克思在这里对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的强调,是对他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同类主题的深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强调了人类解放的必要性,但是,却没有找到人类解放的主体和途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经找到了人类解放的主体,那就是无产阶级。但是,在那里他只强调无产阶级和哲学的结合,还没有对这种结合的具体形式进行探讨,特别是没有强调它的暴力的和政治的形式。虽然,在那里他也强调了要拿起“批判”的武器,但是这种批判的武器还可能停留在哲学的层面而不是直接表现为政治的形式。
在插入了这两个话题之后,马克思接着思考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如何规定私有财产的关系。他认为,要想完成这种规定必须看到异化劳动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工资和私有财产,它们互相制约,相互成就对方,实际上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这同一种关系指的是抽象的宽泛意义上的占有关系。而这种占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人对工资的占有,马克思把这种占有叫做外化。二是非工人对私有财产的占有,马克思把这种占有叫做异化。马克思认为非工人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才真正取得了公民权。也就是说,才真正获得了公民应该具有的那些权利,比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在分析完这一关系之后,马克思才最终转入了这一部分的主题,他认为非工人的异化相对于工人的异化来说具有3个基本的特点:一是非工人的异化表现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而不是异化的活动,这种状态具有一种法权意义上的抽象性;二是非工人的异化对产品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理论的态度,而工人的异化在产品中间表现为一种现实的和实践的态度;三是非工人在异化的状态中,处于一种相对有利的位置,他表现为对产品的享受以及其间所带来的乐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工人是自由的,一方面,非工人所占有的并不是他自由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非工人还要受资本的逻辑的宰制,在资本面前,非工人也同样是不自由的。
 

感谢北京大学通讯员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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